尼雷爾基金會廣場

㈠ 中國幫助非洲的資料

中國與非洲雖相距遙遠，但萬水千山並不能阻斷雙方的友誼與合作。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中非高層互訪達800多起。迄今，中國已同48個非洲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

從1955年萬隆會議新中國領導人同非洲國家領導人第一次握手，到2005年紀念萬隆會議50周年會議中國和亞非國家共同推動建立亞非新型戰略夥伴關系；從中國幫助非洲培訓爭取民族解放的「自由戰士」，到非洲國家支持恢復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從中非建設者們共同用血汗築就坦贊鐵路，到中非各領域務實合作不斷深化拓展；從中非共同建立中非合作論壇，到中非建立新型戰略夥伴關系……50年的歷史見證了中非友好的一座座里程碑。

50年來，中非在國際事務中相互支持。1971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恢復新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決議，在76個投贊成票的國家中有26個是非洲國家。中國11次在聯合國人權會上挫敗反華提案，13次在聯合國大會上挫敗台灣「重返聯合國」圖謀，成功申辦2008年奧運會和2010年世界博覽會，無一不得到非洲國家的鼎力支持。與此同時，中國積極推動國際社會重視非洲的和平與發展，支持非洲國家平等參與國際事務。在聯合國改革問題上，中國支持優先增加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在安理會的代表性。

50年來，中非雙方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和促進社會進步的征程中攜手合作。中國向非洲國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真心實意的幫助。它具有兩個特點：第一是急非洲朋友之所急，根據非洲國家的優先需要確定項目；第二是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不以援助向非洲國家施壓。2000年，中非貿易額首次突破100億美元，2005年又猛增到397億美元，同比增長35％。截至2005年年底，中國對非投資已達60多億美元，在非洲興辦了各類企業800多家，為促進非洲經濟和社會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2000年成立的中非合作論壇，現已成為中非集體對話的有效機制和務實合作的重要平台。在論壇框架內，中國免除了非洲31個國家欠華到期債務156筆，總金額約109億元人民幣；給予非洲一些最不發達國家190種輸華商品免關稅待遇；在3年前召開的第二屆中非合作論壇上，中國承諾為非洲培訓1萬名各類人才；16個非洲國家成為中國公民自費出國旅遊目的地國。50年來，中國為非洲援建了近900個經濟和社會發展項目；向非洲47個國家派出了1.5萬多人次「白衣天使」，在非洲大陸救死扶傷；為非洲50個國家提供政府獎學金；共3000多名中國官兵先後前往非洲執行聯合國維和任務，成為非洲和平的「守護使者」。50年來，文化交流使中非關系更為豐富多彩，也增進了人民之間情感的交流與溝通。到2005年底，中國與非洲各國共簽訂了65個文化協定，已執行文化交流計劃151個。

大型文化活動也成為中非文化交流的新亮點。「中非文化主題年」活動於2004年在中非合作論壇框架下舉辦，非洲9個國家的藝術團和8個政府文化代表團來華訪問演出，中國也組織了4個藝術團和3個藝術展覽赴非洲16個國家和地區巡演、展覽，並在其中3個國家舉辦了中國藝術節。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非洲是發展中國家最集中的大陸。50年來，真誠友好、平等互利、團結合作、共同發展成為中非交往與合作的原則，也是中非關系長盛不衰的動力。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向非洲提供援助的主要形式包括項目建設、提供實物以及派遣專家等。自1978年起中國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非洲國家也開始進行經濟結構調整，根據中非雙方各自情況出現的新變化，中國對非洲援助方式和項目形式開始出現多樣化，內容更加豐富，效果更加顯著。無償贈送、無息貸款、貼息貸款、技術援助、項目建設、直接建廠、專家指導、勞務服務、人員培養、技術培訓等逐漸成為援助或合作的方式。項目援助主體和操作方式逐步分離，有實力、有信譽的企業成為項目實施的重要角色。中非雙方更加重視援助的經濟效益、援助在加強雙方經貿聯系中的作用，從而進一步推動實現援助綜合目標和保障機制不斷完善和鞏固。尤其突出的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對非洲的援助注重在技術管理指導、優惠貸款提供、投資貿易促進中心建設、重債窮國債務減免、經貿官員培訓、自然災害緊急救助等方面拓展內容和加大力度。

與國際援助相比較，中國對非洲援助的最大特色是無私真誠，不謀求任何私利，不以援助向非洲國家施壓，從不對非洲國家的內部事務說三道四。某些西方國家向非洲提供援助的目的在於宣揚自身政治價值觀，甚至試圖主導受援國的內政外交。另外，中國向非洲提供援助在運作模式上以非貨幣交付援助佔主體，而西方國家的援助主要是貨幣交付援助。實踐證明，中國實業、實物、實人交付操作方式更有利於緩解受援國的迫切需要和密切雙邊經貿關系。還有，中國對非洲的援助效益比較顯著，其原因在於中國的援助為對方所急需，援助手續也相對簡便，非洲受援國家普遍給予好評。自2003年以來，馬達加斯加、厄利垂亞、盧安達等多個非洲國家政府首腦在眾多場合對中國的援助表示感謝和贊賞，而對一些西方國傢具有附加條件的援助則頗有微詞，有的非洲國家領導人甚至呼籲拒絕這種援助。

「歷史上外國人在非洲修建鐵路，都是為掠奪非洲的財富，而中國人相反，是為了幫助我們發展民族經濟。」尚比亞前總統尼雷爾是這樣稱贊中國人給予他的祖國的援助的。「中國援建坦贊鐵路是對非洲人民的偉大貢獻。」

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即上個世紀50年代，中國領導人就認識到了非洲國家對於中國的重要性，在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親自安排下，中國從1956年開始向非洲國家提供援助，學習蘇聯的援助模式幫助一些友好國家建設工廠、醫院和學校等基礎設施，在這些援建的設施中，最為國人熟悉的莫過於坦贊鐵路。坦贊鐵路於1968年開始進行勘測設計，1970年正式開工，1976年全部建成移交，東起坦尚尼亞首都達累斯薩拉姆，西至尚比亞的新卡比里姆博希，全長1860公里，是迄今中國最大的援外成套項目之一。該項目由中國專家和工程技術人員進行勘測、考察、設計並組織施工，鐵路穿越高山深谷、沼澤湖泊和茂密的原始森林，沿線許多地區荒無人煙、野獸出沒，全線工程浩大，技術復雜，施工條件困難。為建設這條鐵路，中國政府提供無息貸款9.88億元人民幣，發運各種設備材料近100萬噸，先後派遣工程技術人員近5萬人次，高峰時期在現場施工的中國員工隊伍多達1.6萬人，在工程修建及後來技術合作過程中，中方有64人為之獻出寶貴生命。

坦贊鐵路為尚比亞出口銅提供了一條可靠的出海通道，打破了當時南非種族主義政權的封鎖，成為坦贊兩國的主要交通干線。20多年來，坦贊鐵路促進了坦贊兩國經濟發展和城鄉物資交流，鐵路沿線涌現了不少新興城鎮，成為各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卡翁達總統贊揚說：「患難知真友，當我們面臨最困難的時刻，是中國援助了我們。」坦贊兩國人民乃至整個非洲把坦贊鐵路譽之為「自由之路」、「南南合作的典範」。

幾乎在非洲的任何一個國家，人們都可以看到中國為非洲人民無私援建的基礎設施，許多中國的援建項目已經成為非洲一些國家最壯觀輝煌的標志性建築。

近50年來，中國向非洲大陸的53個國家提供了各種經濟援助，為非洲國家設計並負責建設900多個成套項目，目前已建成700個。中國在非洲的援建項目涉及農牧漁業、水利電力、交通運輸、廣播電視、文教衛生、食品加工等領域，為促進非洲國家經濟發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做出了巨大貢獻。

除提供成套項目援助外，中國還在援款項下向非洲國家提供了大量物資和技術援助，為非洲國家培訓了大批技術人員。1985年至1999年底，中國共培訓了來自非洲46個國家的905名技術人員，培訓專業涉及水稻種植、蔬菜栽培、綜合養魚、肉製品加工、中醫針灸、農業機械、太陽能及氣象預報等。2000年以來，中國更加重視對非洲的技術人員的培訓，中方設立了「非洲人力資源開發基金」，在華舉辦了形式多樣的對非人才培訓班，為非洲培訓各類人員近7000名。中國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倡導設立的「非洲能力建設基金」捐資，用於在非洲建設技術援助中心，並在多邊技術培訓（TCDC）項下開辦了近20個專門面向非洲學員的專業技術培訓班。在中國接受培訓的技術人員回國後對於非洲建設做出了顯著的貢獻，包括一些非洲國家領導人在內的許多高級人才都曾經在中國接受過培訓，在一些非洲國家，我們經常可以遇到能夠說簡單中國話的司局級政府官員。

自1995年中國對援外方式進行改革後，政府積極推行優惠貸款和援外合資合作方式，進一步放寬優惠貸款條件，完善新形勢下對非援助機制，包括通過項目合作和技術合作等形式提供無償援助、優惠貸款援助和無息貸款援助。中國政府不僅增加了對非洲援助總額，而且不斷增加無償援助的比重，擴大贈與成分，並利用這些援助幫助非洲國家建設道路、供水、醫院等非洲國家急需的基礎設施和社會福利項目。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所提供的援助數額雖然不大，但是由於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而且中國提供的援助是政府間合作方式，資金使用安排非常合理，因此發揮了巨大的社會效應。有些西方國家的專家認為，西方提供的援助數額要超過數倍，才能使援助效果達到中國的水平。

中非合作論壇召開後，中國開始減除非洲國家拖欠中國的債務，這些債務主要是過去中國向非洲國家提供的用於基礎設施建設的無息和低息貸款，盡管中國也是凈債務國，而且經濟建設中需要大量資金，但是為了幫助非洲國家減輕沉重的債務負擔，中方在首屆論壇會議上承諾在兩年時間內減免非洲重債貧困國和最不發達國家欠中國的到期債務100億元人民幣。中方重信守諾，在不到兩 年的時間內通過與非洲國家進行談判，減免了非洲31個國家對華債務105億元人民幣。中國對非洲國家減免債務的做法，讓世界人民了解了中國致力於維護世界和平和促進人類共同進步的決心，對於促進其他國家對非洲減債發揮了重要作用，得到了非洲國家和國際社會的高度贊賞。

非洲國家是發展中國家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促進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中國和非洲遠隔千山萬水，雖然古代歷史上也有鄭和船隊靠岸索馬里的交流，但很久以來雙方之間的聯系非常稀少。近代以來，中國和非洲共同走過了一段遭受西方國家奴役的歷程，在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的戰斗中相互支持、相互幫助，雙方之間結成了深厚的友誼，人民之間存在著普遍的好感和認同意識。對當前的中國而言，非洲在經濟上與中國互補性強，合作潛力大，是中國市場多元化、開拓兩個市場和利用兩種資源的重要合作對象；在國際政治交往中，非洲國家長期以來與中國在許多國際事務中觀點相同或相近，是中國倡導的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的堅定支持者；在外交上，對非工作是中國外交的重要基礎和立足點，非洲國家在台灣和人權等眾多涉及中國人民利益的問題上給予中國重要支持，加強與非洲國家的團結合作符合中國的長遠利益。

從桑加勒卡姆的田間地頭說起

在位於塞內加爾首都達喀爾36公里處的桑加勒卡姆的田地里，一隴隴綠油油的白菜、黃瓜等蔬菜長勢喜人，田間地頭不時有中國人的身影穿過。

中國用佔世界7%的耕地養活了佔世界約20%的人口，對於尚有80%的國家和地區糧食不能自給的非洲來說，中國經驗的利用價值可想而知。

在2006年11月舉行的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上，作為眾多承諾的一項，中國政府承諾今後3年內在非洲建立10個有特色的農業技術示範中心，並派遣100名高級農業技術專家。站在中國援塞內加爾農業技術培訓中心的示範田邊，你沒有理由不相信，中國援助非洲的措施正在得到落實。

中國政府積極兌現承諾

或許我們還要更詳細的數據來證實這一印象。

——中國已與45個非洲國家簽署了雙邊援助協議，與10個非洲國家簽署了優惠貸款框架協議。

——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出資並承辦的中非發展基金有限公司已在北京開業，首期10億美元全部由國家開發銀行出資，二期基金將增至30億美元，最終達到50億美元。它被認為是目前世界最大的致力於非洲發展的基金。

——中國承諾援建的非洲聯盟會議中心於5月25日在衣索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正式奠基。該會議中心佔地面積11.3公頃，總建築面積約4.6萬平方米，包括能容納2550人的大會議廳、多功能廳、緊急醫療中心、數字圖書館等配套設施。

——中國已與28個非洲重債窮國和最不發達國家簽署了免債議定書。

——中國向非洲國家開放市場，26個非洲最不發達國家今年7月起享受454個稅目輸華商品零關稅待遇。

——中國政府批准在尚比亞、模里西斯和奈及利亞的經濟貿易合作區項目已經啟動。

——中國今年已為非洲國家培訓了4150名各類人員；中國第一個援非瘧疾防治中心已在賴比瑞亞成立，並將於未來兩年內分批啟動其他31個瘧疾防治中心的設立工作；中國今年將向非洲國家提供2683個獎學金名額，比上年增加近700個。

中國企業在非洲「將心比心」

在中非合作中，中國企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

隨著中非合作進一步深入，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來到非洲發展。截至2006年底，中國累計對非各類投資135.8億美元。今年前6個月，中國企業對非直接投資4.85億美元。

在尋求商業利益的同時，中國企業也為所在社區做一些惠及民眾的事情，這是中非合作的新特點。不久前，一條寬約12米、長約400米的道路在肯亞首都內羅畢正式交付使用。這條耗資22.4萬美元的道路，由一家中國私人公司出資建造。它的建成不但方便了這家中國公司的車輛出入，同時也為當地居民出行帶來便利，被當地政府命名為「北京路」。

中國企業還主動考慮到環保問題。比如，中國在剛果(金)投資經營了一家銅鈷冶煉廠。以前工廠靠燒木材乾燥原料，盡管這樣做經過當地有關部門批准，但是考慮到對當地森林的破壞，工廠技術人員幾經探索，最終想出了一個對生產設備進行改造、將冶煉過程中產生的煙氣通過管道輸送到乾燥爐周圍的辦法，既避免了燃燒木材，又將煙氣變廢為用。

中國信守承諾受到贊譽

巴爾卡是查德發行量最大的報紙《進步報》主編。兩個月前曾去中國訪問的他，在貴州參加一個午宴後，特意留下了餐桌上印有他中文譯名的桌卡。如今，他把這個桌卡放在辦公桌上，作為訪問中國的紀念。

在巴爾卡看來，是中國技術改變了他的工作方式。以前報社與外省通訊很困難，但是中國公司在查德引進的CDMA技術，很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巴爾卡豪不吝惜對中國援助非洲措施的落實情況表示贊揚，稱他們為「南南合作的典範」。

很多非洲人都表達過類似的看法。非洲駐華使團長、喀麥隆駐華大使埃蒂安的說法最具代表性。他在11月4日晚舉行的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一周年的紀念招待會上說：「北京峰會是一次創新的會議，這一歷史性會議為中國與非洲友好國家的合作奠定了新的基礎。一年來，中國政府積極兌現承諾，落實峰會成果特別是8項政策措施結出碩果。非洲國家願繼續與中國齊心協力，共同把中非友好合作關系提升到一個新的水平。」

㈡ 中國曾援助非洲嗎

是的，而且不止一次，多次了

㈢ 朱利葉斯·坎巴拉吉·尼雷爾的與世長辭

坦尚尼亞開國元首、前總統尼雷爾於1998年8月被確診患慢性淋巴腺白血病。1999年9月病情惡化，於24日住進英國倫敦聖托馬斯醫院治療。10月14日，坦尚尼亞總統姆卡帕宣布，尼雷爾於當天上午在倫敦逝世，享年77歲。
尼雷爾去世後，姆卡帕總統發表講話說，坦尚尼亞失去了一位重要領袖。他要求人民保持鎮定，繼承尼雷爾的遺志，捍衛祖國的統一。坦尚尼亞總統府隨後發表一份聲明說，尼雷爾的遺體將運回國內，接受人民的崇高敬意。
尼雷爾的靈柩18日運抵坦尚尼亞，在接受公眾瞻仰之後，安葬在其家鄉布蒂亞馬。坦尚尼亞總統姆卡帕下令全國哀悼30天。
尼雷爾出生在一個酋長家庭，曾在英國愛丁堡大學深造，獲得文科碩士學位。回國後在英殖民統治下的坦噶尼喀教書，隨後投入政壇。1964年，尼雷爾推動坦噶尼喀與桑給巴爾實現統一，建立坦尚尼亞聯合共和國。尼雷爾是坦尚尼亞的國父、南方國家委員會主席，但人們更喜歡親切地稱這位平易近人的老人為「姆瓦利姆」（老師），這倒不完全因為尼雷爾年輕時當過老師，獨立後又長期兼任達累斯薩拉姆大學校長，而是因為他對整個民族作出的獨特貢獻。
作為國家總統，出門坐車理所當然，但尼雷爾卻有徒步下鄉的習慣。穿上休閑服，戴上太陽帽，蹬上長筒雨靴，下鄉了解民情，一走就是幾十公里。他和農民親如一家，一起吃飯，晚上同睡在一張牛皮上。他沒有像其他非洲國家領導人那樣的高薪，沒有國外存款，1981年獲得「第三世界基金獎」10萬美元，也全部獻出來建了國家圖書館。他沒有高級別墅，住在郊外一所普通的公房裡。房子與普通村居沒什麼兩樣，擺設和窗簾舊不堪言，颳起風來沙塵飄揚。尼雷爾卸職時政府要給他在老家建一處住宅，也被他嚴詞拒絕。
尼雷爾從不迴避自己的錯誤，甚至是很大的錯誤，包括某些政策失誤。他常常為沒把國家帶出貧困而自責。但他胸襟坦盪、克己奉公、廉潔自律的品質始終為世人所稱道，直到暮年他仍然為國事和第三世界的團結與進步而奔波。尼雷爾曾長期擔任非統組織解放委員會主席，作為前線國家的坦尚尼亞則成為南部非洲國家民族解放的堡壘。
非洲戰亂不斷，坦尚尼亞卻始終保持著少有的和平與穩定，被稱為非洲的和平之島，尼雷爾在其中起著最關鍵的作用。年富力強時主動讓賢是他人格魅力中最閃光的部分，不僅人民和執政黨稱他為國父，反對黨也稱他為國父，這在非洲是罕見的。尼雷爾並不欣賞什麼多黨制，當坦尚尼亞在西方壓力下實行多黨制時，尼雷爾警告說：你們願意多黨，我也就不反對了，但有一條，誰把國家搞亂了，我就領著群眾上街示威！
尼雷爾是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元老之一，享有極高的國際聲望。也正因為如此，大湖地區才推舉他作為蒲隆地部族沖突國際調解人，以促進蒲隆地國內和解。但對於一位古稀老人來講，要解決圖西族和胡圖族之間的多年恩怨談何容易！尼雷爾既要苦口婆心地說服各派握手言和，又要以尼雷爾基金會的名義籌集資金。蒲隆地談判讓他心力交瘁，加速了這場疾病的提前爆發。據姆卡帕透露，1998年8月醫生發現尼雷爾患上了慢性淋巴白血球過多症，根據情況暫無需治療，但1999年7月舉行的關於蒲隆地問題的談判讓這位和善的長者頗為窩火。用他的話說談判是胡攪蠻纏，一片混亂。當晚尼雷爾便發現腰部出現帶狀皰疹，經查白細胞驟然增多，但他仍堅持參加完阿爾及利亞非洲首腦會議。隨後病情日益加重，不得不於8月30日啟程去英國就醫。
尼雷爾是中國人民熟悉的老朋友，為加強中坦友誼作出了重大貢獻，一直為中國人民所敬重。他曾先後13次訪問中國，幾乎每次訪華後都要說，來中國能學到很多新東西，還不止一次地強調：事實已經證明中國是可信賴的，它的確是在為第三世界國家說話。
作為中坦兩國關系的奠基者和開拓者之一，尼雷爾把建立中坦友誼看成他政治生涯中重要的的一頁。坦尚尼亞是接受中國援建項目最多的非洲國家之一，尼雷爾在辭去革命黨主席職務前夕作出了一個很不尋常的舉動：對他在任期間中國援建的項目統統視察了一遍。在一次群眾大會上，尼雷爾滿懷感情地回顧說：1965年我去中國訪問時談到希望中國能幫助坦尚尼亞建一個紡織廠，當即得到中方的同意。後來工廠建成後，我們建議取名為毛澤東紡織廠或周恩來紡織廠，但中國表示沒有以人命名的習慣，想來想去就叫友誼紡織廠，這個名字很貼切！我知道那時中國並不富裕，會談中不好意思再提其他項目，可劉少奇主席卻問我：除了紡織廠，就沒有別的了？這時我才提到坦贊鐵路。劉少奇主席聽了後說：如果需要，我們就干！你們聽到了嗎？如果需要，我們就干！這個項目得到了毛主席的批准。當時西方說中國是在紙上談兵，可事實上中國把它建成了！它是中國在國外最大的援助項目，這是我們的光榮！20世紀90年代初在坦尚尼亞推行私有化的過程中，有人建議把友誼廠賣掉，尼雷爾聞訊大為光火，他一語雙關地說：出賣友誼就是出賣朋友，中坦友誼是不能出賣的！

㈣ 我們中國人為非洲人做過哪些事

中國與非洲雖相距遙遠，但萬水千山並不能阻斷雙方的友誼與合作。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中非高層互訪達800多起。迄今，中國已同48個非洲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

從1955年萬隆會議新中國領導人同非洲國家領導人第一次握手，到2005年紀念萬隆會議50周年會議中國和亞非國家共同推動建立亞非新型戰略夥伴關系；從中國幫助非洲培訓爭取民族解放的「自由戰士」，到非洲國家支持恢復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從中非建設者們共同用血汗築就坦贊鐵路，到中非各領域務實合作不斷深化拓展；從中非共同建立中非合作論壇，到中非建立新型戰略夥伴關系……50年的歷史見證了中非友好的一座座里程碑。

50年來，中非在國際事務中相互支持。1971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恢復新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決議，在76個投贊成票的國家中有26個是非洲國家。中國11次在聯合國人權會上挫敗反華提案，13次在聯合國大會上挫敗台灣「重返聯合國」圖謀，成功申辦2008年奧運會和2010年世界博覽會，無一不得到非洲國家的鼎力支持。與此同時，中國積極推動國際社會重視非洲的和平與發展，支持非洲國家平等參與國際事務。在聯合國改革問題上，中國支持優先增加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在安理會的代表性。

50年來，中非雙方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和促進社會進步的征程中攜手合作。中國向非洲國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真心實意的幫助。它具有兩個特點：第一是急非洲朋友之所急，根據非洲國家的優先需要確定項目；第二是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不以援助向非洲國家施壓。2000年，中非貿易額首次突破100億美元，2005年又猛增到397億美元，同比增長35％。截至2005年年底，中國對非投資已達60多億美元，在非洲興辦了各類企業800多家，為促進非洲經濟和社會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2000年成立的中非合作論壇，現已成為中非集體對話的有效機制和務實合作的重要平台。在論壇框架內，中國免除了非洲31個國家欠華到期債務156筆，總金額約109億元人民幣；給予非洲一些最不發達國家190種輸華商品免關稅待遇；在3年前召開的第二屆中非合作論壇上，中國承諾為非洲培訓1萬名各類人才；16個非洲國家成為中國公民自費出國旅遊目的地國。50年來，中國為非洲援建了近900個經濟和社會發展項目；向非洲47個國家派出了1.5萬多人次「白衣天使」，在非洲大陸救死扶傷；為非洲50個國家提供政府獎學金；共3000多名中國官兵先後前往非洲執行聯合國維和任務，成為非洲和平的「守護使者」。50年來，文化交流使中非關系更為豐富多彩，也增進了人民之間情感的交流與溝通。到2005年底，中國與非洲各國共簽訂了65個文化協定，已執行文化交流計劃151個。

大型文化活動也成為中非文化交流的新亮點。「中非文化主題年」活動於2004年在中非合作論壇框架下舉辦，非洲9個國家的藝術團和8個政府文化代表團來華訪問演出，中國也組織了4個藝術團和3個藝術展覽赴非洲16個國家和地區巡演、展覽，並在其中3個國家舉辦了中國藝術節。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非洲是發展中國家最集中的大陸。50年來，真誠友好、平等互利、團結合作、共同發展成為中非交往與合作的原則，也是中非關系長盛不衰的動力。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向非洲提供援助的主要形式包括項目建設、提供實物以及派遣專家等。自1978年起中國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非洲國家也開始進行經濟結構調整，根據中非雙方各自情況出現的新變化，中國對非洲援助方式和項目形式開始出現多樣化，內容更加豐富，效果更加顯著。無償贈送、無息貸款、貼息貸款、技術援助、項目建設、直接建廠、專家指導、勞務服務、人員培養、技術培訓等逐漸成為援助或合作的方式。項目援助主體和操作方式逐步分離，有實力、有信譽的企業成為項目實施的重要角色。中非雙方更加重視援助的經濟效益、援助在加強雙方經貿聯系中的作用，從而進一步推動實現援助綜合目標和保障機制不斷完善和鞏固。尤其突出的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對非洲的援助注重在技術管理指導、優惠貸款提供、投資貿易促進中心建設、重債窮國債務減免、經貿官員培訓、自然災害緊急救助等方面拓展內容和加大力度。

與國際援助相比較，中國對非洲援助的最大特色是無私真誠，不謀求任何私利，不以援助向非洲國家施壓，從不對非洲國家的內部事務說三道四。某些西方國家向非洲提供援助的目的在於宣揚自身政治價值觀，甚至試圖主導受援國的內政外交。另外，中國向非洲提供援助在運作模式上以非貨幣交付援助佔主體，而西方國家的援助主要是貨幣交付援助。實踐證明，中國實業、實物、實人交付操作方式更有利於緩解受援國的迫切需要和密切雙邊經貿關系。還有，中國對非洲的援助效益比較顯著，其原因在於中國的援助為對方所急需，援助手續也相對簡便，非洲受援國家普遍給予好評。自2003年以來，馬達加斯加、厄利垂亞、盧安達等多個非洲國家政府首腦在眾多場合對中國的援助表示感謝和贊賞，而對一些西方國傢具有附加條件的援助則頗有微詞，有的非洲國家領導人甚至呼籲拒絕這種援助。

「歷史上外國人在非洲修建鐵路，都是為掠奪非洲的財富，而中國人相反，是為了幫助我們發展民族經濟。」尚比亞前總統尼雷爾是這樣稱贊中國人給予他的祖國的援助的。「中國援建坦贊鐵路是對非洲人民的偉大貢獻。」

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即上個世紀50年代，中國領導人就認識到了非洲國家對於中國的重要性，在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親自安排下，中國從1956年開始向非洲國家提供援助，學習蘇聯的援助模式幫助一些友好國家建設工廠、醫院和學校等基礎設施，在這些援建的設施中，最為國人熟悉的莫過於坦贊鐵路。坦贊鐵路於1968年開始進行勘測設計，1970年正式開工，1976年全部建成移交，東起坦尚尼亞首都達累斯薩拉姆，西至尚比亞的新卡比里姆博希，全長1860公里，是迄今中國最大的援外成套項目之一。該項目由中國專家和工程技術人員進行勘測、考察、設計並組織施工，鐵路穿越高山深谷、沼澤湖泊和茂密的原始森林，沿線許多地區荒無人煙、野獸出沒，全線工程浩大，技術復雜，施工條件困難。為建設這條鐵路，中國政府提供無息貸款9.88億元人民幣，發運各種設備材料近100萬噸，先後派遣工程技術人員近5萬人次，高峰時期在現場施工的中國員工隊伍多達1.6萬人，在工程修建及後來技術合作過程中，中方有64人為之獻出寶貴生命。

坦贊鐵路為尚比亞出口銅提供了一條可靠的出海通道，打破了當時南非種族主義政權的封鎖，成為坦贊兩國的主要交通干線。20多年來，坦贊鐵路促進了坦贊兩國經濟發展和城鄉物資交流，鐵路沿線涌現了不少新興城鎮，成為各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卡翁達總統贊揚說：「患難知真友，當我們面臨最困難的時刻，是中國援助了我們。」坦贊兩國人民乃至整個非洲把坦贊鐵路譽之為「自由之路」、「南南合作的典範」。

幾乎在非洲的任何一個國家，人們都可以看到中國為非洲人民無私援建的基礎設施，許多中國的援建項目已經成為非洲一些國家最壯觀輝煌的標志性建築。

近50年來，中國向非洲大陸的53個國家提供了各種經濟援助，為非洲國家設計並負責建設900多個成套項目，目前已建成700個。中國在非洲的援建項目涉及農牧漁業、水利電力、交通運輸、廣播電視、文教衛生、食品加工等領域，為促進非洲國家經濟發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做出了巨大貢獻。

除提供成套項目援助外，中國還在援款項下向非洲國家提供了大量物資和技術援助，為非洲國家培訓了大批技術人員。1985年至1999年底，中國共培訓了來自非洲46個國家的905名技術人員，培訓專業涉及水稻種植、蔬菜栽培、綜合養魚、肉製品加工、中醫針灸、農業機械、太陽能及氣象預報等。2000年以來，中國更加重視對非洲的技術人員的培訓，中方設立了「非洲人力資源開發基金」，在華舉辦了形式多樣的對非人才培訓班，為非洲培訓各類人員近7000名。中國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倡導設立的「非洲能力建設基金」捐資，用於在非洲建設技術援助中心，並在多邊技術培訓（TCDC）項下開辦了近20個專門面向非洲學員的專業技術培訓班。在中國接受培訓的技術人員回國後對於非洲建設做出了顯著的貢獻，包括一些非洲國家領導人在內的許多高級人才都曾經在中國接受過培訓，在一些非洲國家，我們經常可以遇到能夠說簡單中國話的司局級政府官員。

自1995年中國對援外方式進行改革後，政府積極推行優惠貸款和援外合資合作方式，進一步放寬優惠貸款條件，完善新形勢下對非援助機制，包括通過項目合作和技術合作等形式提供無償援助、優惠貸款援助和無息貸款援助。中國政府不僅增加了對非洲援助總額，而且不斷增加無償援助的比重，擴大贈與成分，並利用這些援助幫助非洲國家建設道路、供水、醫院等非洲國家急需的基礎設施和社會福利項目。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所提供的援助數額雖然不大，但是由於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而且中國提供的援助是政府間合作方式，資金使用安排非常合理，因此發揮了巨大的社會效應。有些西方國家的專家認為，西方提供的援助數額要超過數倍，才能使援助效果達到中國的水平。

中非合作論壇召開後，中國開始減除非洲國家拖欠中國的債務，這些債務主要是過去中國向非洲國家提供的用於基礎設施建設的無息和低息貸款，盡管中國也是凈債務國，而且經濟建設中需要大量資金，但是為了幫助非洲國家減輕沉重的債務負擔，中方在首屆論壇會議上承諾在兩年時間內減免非洲重債貧困國和最不發達國家欠中國的到期債務100億元人民幣。中方重信守諾，在不到兩 年的時間內通過與非洲國家進行談判，減免了非洲31個國家對華債務105億元人民幣。中國對非洲國家減免債務的做法，讓世界人民了解了中國致力於維護世界和平和促進人類共同進步的決心，對於促進其他國家對非洲減債發揮了重要作用，得到了非洲國家和國際社會的高度贊賞。

非洲國家是發展中國家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促進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中國和非洲遠隔千山萬水，雖然古代歷史上也有鄭和船隊靠岸索馬里的交流，但很久以來雙方之間的聯系非常稀少。近代以來，中國和非洲共同走過了一段遭受西方國家奴役的歷程，在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的戰斗中相互支持、相互幫助，雙方之間結成了深厚的友誼，人民之間存在著普遍的好感和認同意識。對當前的中國而言，非洲在經濟上與中國互補性強，合作潛力大，是中國市場多元化、開拓兩個市場和利用兩種資源的重要合作對象；在國際政治交往中，非洲國家長期以來與中國在許多國際事務中觀點相同或相近，是中國倡導的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的堅定支持者；在外交上，對非工作是中國外交的重要基礎和立足點，非洲國家在台灣和人權等眾多涉及中國人民利益的問題上給予中國重要支持，加強與非洲國家的團結合作符合中國的長遠利益。

從桑加勒卡姆的田間地頭說起

在位於塞內加爾首都達喀爾36公里處的桑加勒卡姆的田地里，一隴隴綠油油的白菜、黃瓜等蔬菜長勢喜人，田間地頭不時有中國人的身影穿過。

中國用佔世界7%的耕地養活了佔世界約20%的人口，對於尚有80%的國家和地區糧食不能自給的非洲來說，中國經驗的利用價值可想而知。

在2006年11月舉行的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上，作為眾多承諾的一項，中國政府承諾今後3年內在非洲建立10個有特色的農業技術示範中心，並派遣100名高級農業技術專家。站在中國援塞內加爾農業技術培訓中心的示範田邊，你沒有理由不相信，中國援助非洲的措施正在得到落實。

中國政府積極兌現承諾

或許我們還要更詳細的數據來證實這一印象。

——中國已與45個非洲國家簽署了雙邊援助協議，與10個非洲國家簽署了優惠貸款框架協議。

——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出資並承辦的中非發展基金有限公司已在北京開業，首期10億美元全部由國家開發銀行出資，二期基金將增至30億美元，最終達到50億美元。它被認為是目前世界最大的致力於非洲發展的基金。

——中國承諾援建的非洲聯盟會議中心於5月25日在衣索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正式奠基。該會議中心佔地面積11.3公頃，總建築面積約4.6萬平方米，包括能容納2550人的大會議廳、多功能廳、緊急醫療中心、數字圖書館等配套設施。

——中國已與28個非洲重債窮國和最不發達國家簽署了免債議定書。

——中國向非洲國家開放市場，26個非洲最不發達國家今年7月起享受454個稅目輸華商品零關稅待遇。

——中國政府批准在尚比亞、模里西斯和奈及利亞的經濟貿易合作區項目已經啟動。

——中國今年已為非洲國家培訓了4150名各類人員；中國第一個援非瘧疾防治中心已在賴比瑞亞成立，並將於未來兩年內分批啟動其他31個瘧疾防治中心的設立工作；中國今年將向非洲國家提供2683個獎學金名額，比上年增加近700個。

中國企業在非洲「將心比心」

在中非合作中，中國企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

隨著中非合作進一步深入，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來到非洲發展。截至2006年底，中國累計對非各類投資135.8億美元。今年前6個月，中國企業對非直接投資4.85億美元。

在尋求商業利益的同時，中國企業也為所在社區做一些惠及民眾的事情，這是中非合作的新特點。不久前，一條寬約12米、長約400米的道路在肯亞首都內羅畢正式交付使用。這條耗資22.4萬美元的道路，由一家中國私人公司出資建造。它的建成不但方便了這家中國公司的車輛出入，同時也為當地居民出行帶來便利，被當地政府命名為「北京路」。

中國企業還主動考慮到環保問題。比如，中國在剛果(金)投資經營了一家銅鈷冶煉廠。以前工廠靠燒木材乾燥原料，盡管這樣做經過當地有關部門批准，但是考慮到對當地森林的破壞，工廠技術人員幾經探索，最終想出了一個對生產設備進行改造、將冶煉過程中產生的煙氣通過管道輸送到乾燥爐周圍的辦法，既避免了燃燒木材，又將煙氣變廢為用。

中國信守承諾受到贊譽

巴爾卡是查德發行量最大的報紙《進步報》主編。兩個月前曾去中國訪問的他，在貴州參加一個午宴後，特意留下了餐桌上印有他中文譯名的桌卡。如今，他把這個桌卡放在辦公桌上，作為訪問中國的紀念。

在巴爾卡看來，是中國技術改變了他的工作方式。以前報社與外省通訊很困難，但是中國公司在查德引進的CDMA技術，很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巴爾卡豪不吝惜對中國援助非洲措施的落實情況表示贊揚，稱他們為「南南合作的典範」。

很多非洲人都表達過類似的看法。非洲駐華使團長、喀麥隆駐華大使埃蒂安的說法最具代表性。他在11月4日晚舉行的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一周年的紀念招待會上說：「北京峰會是一次創新的會議，這一歷史性會議為中國與非洲友好國家的合作奠定了新的基礎。一年來，中國政府積極兌現承諾，落實峰會成果特別是8項政策措施結出碩果。非洲國家願繼續與中國齊心協力，共同把中非友好合作關系提升到一個新的水平。」

㈤ 愛丁堡大學的傑出校友

日本承子女王（Princess Tsuguko）
德國第十二世圖恩-塔克西斯親王（Albert Thurn and Taxis）
約旦公主（Raiyah）
羅馬尼亞瑪格麗特公主（Princess Margarita）
日本真子公主（Princess Mako）：日本明仁天皇長孫女 約翰·羅素：英國首相、第一代羅素伯爵
亨利·坦普爾：英國首相、第三代巴麥尊子爵
戈登·布朗：英國首相
羅伯特·芬雷：第一代芬雷子爵、大不列顛大法官
詹姆斯·麥凱：克萊什芬男爵、大不列顛大法官
約翰·威瑟斯龐：美國《獨立宣言》簽署者、美國政治家、教育家與革命領袖
本傑明·拉什：美國《獨立宣言》簽署者、美國政治家、醫學家、化學家、教育家與革命領袖
約翰·安德遜：第一代威弗利子爵、英國財政大臣、內務大臣、樞密院議長
亨利·鄧達思：第一代梅爾維爾子爵、英國戰爭大臣
亨利·佩蒂：第三代朗士當侯爵、英國財政大臣、內務大臣、樞密院議長
珍妮·李：阿斯瑞奇女男爵、英國人文藝術大臣、公共建築與勞動部大臣、Open大學創立者
馬爾科姆·雷夫金德：英國國防大臣、外交大臣、蘇格蘭國務秘書
查爾斯·亨得利：英國能源與氣候變化大臣
大衛·斯蒂爾： 英國自由民主黨黨魁、蘇格蘭議會主持官
吉姆·華萊士：坦克內斯男爵、 蘇格蘭自由民主黨黨魁、蘇格蘭總檢察長、蘇格蘭代理首席大臣
特薩·卓威爾：英國文化、媒體與體育大臣
大衛·麥克萊切：蘇格蘭保守黨黨魁
查爾斯·塔珀：加拿大總理
朱利葉斯·尼雷爾：坦尚尼亞第一位總統
尹潽善：韓國總統
張澤相：韓國總理
海斯廷斯·卡穆祖·班達（Hastings Kamuzu Banda）：非洲獨立運動領導人，1966至1994年間任馬拉維總統
威廉·沃克：尼加拉瓜總統
馬拉拉·優素福·扎伊（Malala Yousafzai）：2014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諾貝爾和平獎最年輕得主
約瑟夫·羅特布拉特（Joseph Rotblat）：諾貝爾和平獎（1995年）
Gabi Hegerl：諾貝爾和平獎 （2007年）
Mark Rounsevell：諾貝爾和平獎 （2007年） 查爾斯·羅伯特·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自然主義者、《物種起源》作者、「進化論」奠基人，1825至1827年在愛丁堡大學學習醫學
詹姆斯·克拉克·麥克斯韋（James Clerk Maxwell）：物理學家、數學家、電磁學之父、統計物理學奠基人，1850年在愛丁堡大學獲得數學學士
彼得·希格斯（Peter Higgs）：物理學家、希格斯玻色子（又稱「上帝粒子」）之父、2013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
馬克斯·玻恩（Max Born）：量子力學創始人、195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1936年至1953年在愛丁堡大學任教
亞歷山大·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著名發明家、企業家、電話發明者
托馬斯·貝葉斯（Thomas Bayes）：神學家、數學家、數理統計學家和哲學家、概率論理論創始人、貝葉斯統計的創立者
詹姆斯·赫頓（James Hutton）：近代地質學之父、英國偉大的地質學家、經典地質學的奠基人、地質學「火成論」的創始人，1740年14歲時進入愛丁堡大學攻讀人文科學，1744至1747年在愛丁堡大學攻讀醫學
約瑟夫·貝爾（Joseph Bell）：醫學家、夏洛克·福爾摩斯原型，曾任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
麥克勞林（Colin Maclaurin）：著名蘇格蘭數學家、18世紀英國最具有影響的數學家之一
羅伯特·愛德華茲（Robert G. Edwards）：試管嬰兒之父、2010年諾貝爾醫學或生理學獎得主，於1955年在愛丁堡大學獲博士學位
羅賓·米爾納（Robin Milner）：著名英國計算機科學家，1991年獲得世界計算機領域最高獎「圖靈獎」，開發了自動定理證明工具LCF
約瑟夫·李斯特（Joseph Lister）：著名醫學家、第一代李斯特男爵、外科消毒法的創始人及推廣者。外科手術消毒技術的發明者和推廣者，1895至1900年任英國皇家學會會長，1893年被封為男爵，是首位獲此殊榮英國醫生
奧古斯都·德·摩根（Augustus De Morgan）：英國著名數學家、邏輯學家，德·摩根定律的創始人
普萊費爾（John Playfair）：英國著名數學家、物理學家，普萊費爾公理（Playfair Axiom）創始人
理查德·歐文（Richard Owen）：英國動物學家、古生物學家，代表作有《論脊椎動物解剖學》
詹姆斯·杜瓦（Sir James Dewar）：蘇格蘭物理學家、化學家、發明家
詹姆斯·莫里斯（James A.Mirrlees）：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1957年在愛丁堡大學獲數學碩士學位
查理斯·葛羅弗·巴克拉（Charles Glover Barkla）：191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
愛德華·維克多·阿普爾頓（Edward Victor Appleton）：194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於1949至1965年任愛丁堡大學校長
亞歷山大·托德（LordAlexander R. Todd）：1957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於1933年至1938年在愛丁堡大學任教
伊戈爾·塔姆（Igor Tamm）：195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1913至1914年在愛丁堡大學學習
彼得·米切爾（Peter D. Mitchell）：1978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於1955至1963年在愛丁堡大學任教
彼得·多爾蒂（Peter Doherty）：1996年諾貝爾醫學或生理學獎得主，於1970年在愛丁堡大學獲博士學位
特里·巴克（Terry Barker）：2007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於愛丁堡大學獲得學士學位
約瑟·布拉克：物理家和化學家
大衛·布儒斯特：物理學家
湯姆·基博爾：物理學家
Archibald Geikie：地質學家
James Hector：地質學家
Robin Hochstrasser：化學家
Archie Howie：物理家.
Robert Jameson：自然主義者和礦物學家
George Kelly：心理學者
John Leslie：數學家和物理家
David MacRitchie：考古學家
Roger Mercer：考古學家
Alexander Munro III：解剖學家
Robert Sibbald：醫學教授
Peter Guthrie Tait：物理家
Stephen Tweedie：計算機科學家
John Walker：自然主義者
Edmund Whittaker：數學家
William Withering：醫師、洋地黃的發現者
愛德華·M·薩仁（Edward M. Southern）：生物學家，發明了印跡雜交（Southern Blot）DNA圖譜研究基本技術，在遺傳病診斷、DNA圖譜分析及PCR產物分析等方面有重要價值
Professor Vincent Vigneaud：諾貝爾化學獎（1955年）
Professor Kurt Wuthrich：諾貝爾化學獎（2002年）
Sir Alexander Fleming：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1945年）
Professor Hermann Muller：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1946年）
Sir Paul Nurse：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2001年）
Sir Robert G. Edwards：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2010年）
Professor May-Britt Moser：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2014年）
Professor Edvard Moser：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2014年） 大衛·休謨（David Hume）：著名哲學家、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蘇格蘭啟蒙運動以及西方哲學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人性論》著者
亞當·斯密（Adam Smith）：經濟學之父、《國富論》著者
亞當·弗格森（Adam Ferguson）：哲學家、歷史學家、蘇格蘭啟蒙運動的主要思想家
阿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著名作家、《福爾摩斯探案集》著者
詹姆斯·馬修·巴利（James Matthew Barrie）：蘇格蘭著名小說家、劇作家、《彼得·潘》著者
J·K·羅琳（J.K.Rowling）：著名作家、《哈利·波特》著者
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著名小說家、英國文學新浪漫主義的代表之一，被稱為19世紀最偉大的作家之一，代表作有《金銀島》等，也是愛丁堡大學校報創始人
沃爾特·司各特（Walter Scott）：英國著名作家和詩人，代表作有《艾凡赫》
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19世紀著名蘇格蘭歷史學家、經濟學家、政治理論家、哲學家、功利主義倫理學家和功利主義教育思想家，與大衛·李嘉圖一同是古典經濟學的創始人
溫斯頓·丘吉爾（Sir Winston Churchill）：《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獲1953年諾貝爾文學獎，曾任愛丁堡大學院長（Rector）
奧利弗·哥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18世紀著名的英國劇作家，代表作有《善性之人》（The Good-Natur'd Man）及《屈身求愛》（She Stoops to Conquer）
羅伯特·亞當（Robert Adam）：著名建築學家，愛丁堡大學老學院（Old College）就出自其手
Elizabeth Blackadder： 藝術家
Thomas Brown：哲學家
Thomas Carlyle：評論家和歷史學家
Robert Garioch：詩人和翻譯家
Margaret Iversen：藝術史學家
Sorley Maclean：蓋爾語詩人
Keith Moxey：藝術史學家
Peter Roget：the first Thesaurus作者
Dugald Stewart：哲學家
Kerry Stewart：藝術家
Richard Murphy：著名建築師
Robert Lorimer：著名建築師 John Aikin：醫師和作家
John Brown|：醫師和作家
曲燕（Q·Y）：緬甸知名商界人士
George Chalmers：古文物研究者和政治作家
Henry Thomas Cockburn：法官
Daisy Donovan：演員、播音員
庄士頓（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中國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的外交官和教師，著有《儒家與近代中國》、《佛教中國》、《紫禁城的黃昏》等書
Ian Rankin：作家
Benjamin Constant：作家和政治家
James Africanus Horton：第一位在英國獲得大學畢業的非洲人
Allan Little：BBC駐外記者
A.S. Neill：教育家
Gregory Neilson：出版家和著名的羅馬天主教徒
Mark O'Neil：慈善家
George Newlands：神學家
Lord Playfair：科學家和國會議員
Stella Rimington：MI5前領袖
Piers Sellers：宇航員
Samuel Smiles：作家和改革家
霍嘉治（Sandy Flockhart）：著名英國銀行家，曾任匯豐集團（HSBC）執行董事，1973年取得愛丁堡大學法律學士學位（LLB） 辜鴻銘：號稱「清末怪傑」，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馬來亞等9種語言，獲13個博士學位，是滿清時代精通西洋科學、語言兼及東方華學的中國第一人
黃寬：醫學家、教育家、中國第一批出國留學生之一、第一位留英學習西醫並獲得醫學博士學位的中國人，1860年成功進行中國首例胚胎截開術
朱光潛：中國現當代著名美學家、文藝理論家、教育家、翻譯家，代表作有《悲劇心理學》等
張曼玉（Maggie Cheung）：中國著名電影表演藝術家、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中國大使，2007年被《紐約時報》評入年度世界影壇22位偉大演員之一，2011年被授予愛丁堡大學榮譽博士學位
鍾南山：中國著名醫學家、中國工程院院士、2003年中國抗擊「非典」的領軍人物，2007年獲得英國愛丁堡大學榮譽博士學位
樊文飛：世界著名計算機科學家、國際著名資料庫專家、愛丁堡皇家學會院士、美國計算機協會院士、現任英國愛丁堡大學信息學院首席教授
程開甲：中國核武器研究的開創者之一，開創、規劃領導了抗輻射加固技術新領域研究，2013年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1948年在愛丁堡大學獲博士學位

㈥ 朱利葉斯·坎巴拉吉·尼雷爾的人物傳記

1922年4月13日生於坦噶尼喀大陸馬拉省首府穆索馬布蒂亞馬村扎納吉部族的酋長家庭。家境貧窮，幼年在家放牧。1934年進穆索馬的教會學校學習，接受了基督教洗禮。幾年後進入塔波拉唯一的中學，1942年皈依天主教。
1943——1945年在烏干達東非大學馬凱雷雷學院（今馬凱雷雷大學）就讀，讀書期間，參加了「天主教忠誠會」，並組建坦噶尼喀學生聯合會——噶尼喀非洲人協會的支部。1945年回國後在天主教會辦的聖瑪利亞學院教書三年，組織坦噶尼喀非洲人協會塔波拉支部，任書記。1946年在坦噶尼喀非洲人協會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言，反對英國殖民地部策劃建立的由肯亞白人移民占統治地位的東非聯邦（包括肯亞、坦噶尼喀和烏干達）。
1949——1952年在英國愛丁堡大學深造，研修經濟學和歷史學，獲文學碩士學位。留學期間，尼雷爾經常與非洲各國的民族主義者討論民族解放運動問題，立志要消滅非洲大陸的殖民制度。與英國工黨成員交往，受到他們宣揚的費邊社會主義思想影響。
1952年，尼雷爾回國，在達累斯薩拉姆附近的聖弗朗西斯學院執教。1953年4月被選為坦噶尼喀非洲人協會主席。1954年7月7日把已不適應反殖斗爭需要的協會改組為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聯盟（簡稱坦盟），當選為主席。主張採用非暴力的斗爭方式，通過內部自治、分階段實現民族獨立。希冀建立一個非洲人、亞洲人和白人互相信任、合作的多民族並存的國家。1955年2月代表坦盟去聯合國就獨立問題向託管理事會陳述意見。回國後辭去教師職務，周遊內地宣傳坦盟通過非暴力方式分階段獨立的主張。1956年再次赴聯合國作獨立請願講演，揭露殖民主義殘酷掠奪、血腥鎮壓非洲人民，提出獨立要求。
1957年8月作為坦盟代表被英國殖民當局任命為立法議會議員。但四個月後即辭職，以抗議英國遲遲不讓坦噶尼喀獨立。1958年在東方省重新當選為立法議會議員。1960年1月獲美國杜克大學名譽法學博士學位。同年9月坦盟在立法議會選舉中獲勝，僅差一席就囊括了立法議會的全部席位，尼雷爾受命組成責任政府，1960年9月2日——1961年5月1日任首席部長。利用合法權能加緊爭取獨立的斗爭，並贏得亞洲人和歐洲人的諒解與合作，迫使英國允許坦噶尼喀提前獨立。1961年5月1日坦噶尼喀實行「內部自治」後，任自治政府總理；同年12月9日坦噶尼喀宣告獨立，繼續任總理。1962年1月22日辭去總理職務，全力從事坦盟的領導工作，爭取國家的完全獨立；同年12月9日宣布成立坦噶尼喀共和國，廢除英國總督，在97%選民的擁戴下當選為第一任總統。宣布斷絕與英國王室的一切聯系，英國女王不再是坦噶尼喀的國家元首。
1964年1月20日坦噶尼喀軍隊發生兵變，要求實現武裝部隊非洲化（獨立後坦軍司令官和各級軍官仍由英國人擔任）和改善待遇，並准備接管政府，這場兵變還在烏干達和肯亞引起連鎖反應，震撼東非政局。在尼雷爾的請求下，英國出兵干預，才將東非三國的兵變鎮壓下去。同時，嘩變軍人完全是缺乏文化的烏合之眾，始終沒有確切的政治目標，也提不出政治綱領，他們既反對現政府，又不接管政權。而且兵變沒有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理解和支持，這也是兵變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後，尼雷爾政府對嘩變士兵和反對派（反對派頭面人物在兵變期間與嘩變者接觸，教唆兵變領導人推翻尼雷爾政府和建立一個新政權）的處置採取了慎重和寬大的政策，沒有一人被處決，既有利於政局穩定，也提高了尼雷爾的威望。在軍事上，尼雷爾完全解散了殖民地時期遺留下來的這支無文化的、沒有政治思想的軍隊，建立了一支以「青年聯盟」（即坦盟青年團）成員為核心的新軍——人民國防軍，使武裝部隊的組成發生了根性的變化，成為一支由執政黨領導的有文化、具有非洲民族主義意識和愛國主義思想的軍隊，即一支政治化的軍隊。在軍事方面比較徹底地肅清殖民主義的殘余。武裝部隊的非洲化和政治化使之成為執政黨貫徹其政策的有力工具。在政治上，尼雷爾利用兵變事件進一步打擊反對派力量，消滅了所有存在的反對派，使坦噶尼喀成為名副其實的一黨專政的國家。
1964年4月訪問新成立的桑給巴爾人民共和國，會晤桑給巴爾總統謝赫·阿貝德·阿馬尼·卡魯姆，就兩國聯合成一個主權國家達成協議。同年4月26日坦噶尼喀和桑給巴爾聯合共和國成立，同年10月24日改名為坦尚尼亞聯合共和國，尼雷爾當選為聯合共和國總統兼武裝部隊總司令（一度兼任外交部長）。1970年11月、1975年11月和1980年11月連任總統。1975年建議坦盟與桑給巴爾和本巴非洲-設拉子黨（桑給巴爾執政黨）合並，以鞏固聯合、加強統一領導。1977年2月5日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聯盟和非洲設拉子黨合並成坦尚尼亞革命黨，尼雷爾當選為革命黨主席。1982年10月、1987年10月繼續當選為黨主席。
坦尚尼亞獨立後，尼雷爾著意發展經濟，注意發揮各種經濟成分的作用，經濟持續增長，政府財政收支年年盈餘。1967年2月5日發表《阿魯沙宣言》，宣布走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國家發展的指導方針是自力更生，強調發展農業。將大中型工礦企業、貿易商行和金融機構收歸國有，有計劃地建立一批國營企業和准國營企業；限制民族資本發展，以防止財富過分集中和出現人剝削人的現象。建立了聯絡印度洋海岸和港口的鐵路、公路系統，實現了公共企事業的非洲化。在農村大規模建立（一度採取強制措施）烏賈馬村，修建學校、飲水和醫療衛生設施。希圖通過恢復農村傳統社會共同佔有土地、集體勞動和分享成果的制度，樹立非洲社會主義的樣板，建成社會主義。在實踐中認識到方針政策有失誤，70年代中期以後強調發展生產，放寬對私營工商業的限制；重視發展農業，恢復烏賈馬村運動以前的農村合作社；調整國營企業、外資、外援等等經濟政策。
在國際事務中積極支持未獨立地區人民反對殖民主義和白人種族主義的斗爭。1965年12月為抗議英國庇護單方面宣布獨立的南羅得西亞白人種族主義政權而與之斷交。尼雷爾長期擔任非洲統一組織解放委員會主席、非洲前線國家首腦會議主席、對南部非洲人民爭取獨立的斗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為游擊戰士設立訓練營地，為未獨立國家的民族主義組織提供立足點和辦公處所；盡管是聯合國宣布的最不發達國家之一，還為非洲民族解放事業慷慨解囊，並中斷了向南非提供勞工的協議，蒙受外匯收入減少的損失。奉行不結盟政策，要求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1979年2月在七十七國集團第四次部長會議上倡議第三世界加強團結與合作，用一個聲音同發達國家談判改革不平等的國際經濟關系。1973年被授予「尼赫魯促進國際理解獎」。1981年獲第三世界社會和經濟研究基金會授予的「第三世界基金獎」。1983年在日內瓦領取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授予的「南森難民獎」。1984年11月當選為非洲統一組織第二十屆首腦會議執行主席，敦促非洲國家利用債務武器，拒絕償還欠西方國家的貸款。1985年7月獲衣索比亞授予的「社會主義衣索比亞民族大勛章」。1986年被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授予塞雷茨·卡馬爵士勛章。1987年榮獲蘇聯授予的國際列寧和平獎。1987年12月又獲非洲統一組織的金質獎章，以表彰他為非洲解放和統一事業作出的貢獻。1986年榮獲辛巴威大學授予的榮譽博士學位。同年8月當選為不結盟運動的第三世界經濟南方委員會（現改名為南方中心）主席，為促進第三世界國家間更廣泛的合作，推動發展中國家和北方發達國家間的對話奔忙於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歐洲各國。1988年被授予約里奧-居里金質和平獎章。1992年被授予國際西蒙·玻利瓦爾獎。1995年12月獲「國際甘地和平獎」。
尼雷爾平易近人，有時徒步下鄉視察，廉潔奉公，坦尚尼亞人尊稱他為「姆瓦利姆」（Mwalimu），斯瓦希里語意為「老師」，人們稱頌他為「非洲賢人」。為打破總統職務終身制，1984年3月宣布不再擔任下屆總統，1985年10月懇求辭去了總統職務，將總統權力交給他的接班人阿里·哈桑·姆維尼。專任執政黨坦尚尼亞革命黨主席。1990年8月又明智地辭去革命黨主席職務，退出國家政治第一線。自1989年8月3日起任尼雷爾基金會信託委員會主席。
1999年10月14日，尼雷爾因病情惡化，在英國倫敦逝世，享年77歲。

㈦ 中國人和世界人民友好交往的事情

貝爾獎自1901年頒發以來，共有六位華人獲諾貝爾科學獎，他們分別是李政道、楊振寧、丁肇中、李遠哲、朱棣文和崔琦 。

1957年，李政道和楊振寧因「發現宇稱原理的破壞」而被授予諾貝爾物理學獎。

1976年丁肇中因「發現一類新的基本粒子」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1986年李遠哲因「發明了交叉分子束方法使詳細了解化學反應的過程成為可能，為研究化學新領域—反應動力學作出貢獻」而獲得諾貝爾化學獎。

1997年朱棣文因「發明了用激光冷卻和俘獲原子的方法」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

1998年，崔琦與德國的霍斯特·斯托爾默和美國的羅伯特·勞克林因在量子物理學研究做出的重大貢獻而獲諾貝爾物理學獎。 李政道

一、生平簡介
李政道(Tsung-Dal Lee 1926～)理論物理學家。1926年11月25日生於上海。1943～1944年在浙江大學（當時一年級在貴州永興）物理學系學習；得到老師束星北的啟迪，而開始了他的學術生涯。1944年因翻車受傷停學。1945年轉學到昆明西南聯合大學物理學系。1946年受他的老師吳大猷的推薦，得國家獎學金，去美國深造，入芝加哥大學研究院，1948年春天，李政道通過了研究生資格考試，開始在費米的指導下作博士論文研究。

1949年底，在費米的指導下，李政道完成了關於白矮星的博士論文，獲得博士學位。以後在該校天文學系半年和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萊）物理系一年任講師並從事研究工作。

1950年，李政道和來自上海的大學生秦惠君結婚。他們有兩個孩子，長子李中清，現任加州理工學院歷史教授；次子李中漢，現任密歇根大學化學系助理教授。1951年到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工作。1953年任哥倫比亞大學物理學助理教授，1955年任副教授，1956年任教授，1957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1960～1963年任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教授兼哥倫比亞大學教授。1963年任哥倫比亞大學物理學講座教授，1964年任該大學費米物理學講座教授，1983年任該大學全校講座教授。他還是美國科學院院士。

楊振寧:把高質量的學生變成高質量人才

楊振寧：1922年出生於安徽。1957年與李政道共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回顧20世紀科學的發展，楊振寧認為主要成就體現在3個方面：學會了控制電子的行動；發現了研究極小結構的方法；離開了地球引力實現了登月夢想。

展望21世紀，楊振寧認為中國將於21世紀中葉成為世界科技大國。「我這樣說原因有四：一、中國有數不清的絕頂聰明及可塑造性強的年輕一代，這是科技發展之首要前提。二、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在重人倫和勤儉的同時，也重視教育，勢必令上述人才大有可為。三、中國在過去一百年的發展中已經走出了固步自封的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對近代科學的熱忱。四、中國內地、香港、台灣近年來經濟的迅速發展為科技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後盾。」

楊振寧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幾年就成功研製出原子彈，從那時就培育和積累了一大批基礎人才。「中國人是有很高素質的。比如清華大學的生源就不比美國哈佛大學的差，但我們要考慮的是，怎樣把高質量的生源變成高質量的人才。」楊表示有信心隨著經濟的發展、科研條件的改善，繼本世紀的華裔科學家之後，中國本土的科學家必將於下個世紀在重要領域達到世界領先水平。「中國本土出生、成長，並在本土出成果的科學家要獲得諾貝爾獎，從現在算起，20年足夠」。
丁肇中

1976年12月10日，40歲的丁肇中赴瑞典皇家
學院領取了諾貝爾物理學獎。諾貝爾獎自1901年開始頒
發，從那時候起至1976年的75年中，丁肇中是第三位
金榜提名，獲得此項殊榮的中國血統科學家。在隆重的頒獎
儀式上，他先用漢語然後用英語發表了著名的演講。他說「
得到諾貝爾獎是一個科學家最大的榮譽，我是在舊中國長大
的，因此想借這個機會向發展中國家的青年們強調實驗工作
的重要性。中國人有句古語：『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
』，這種落後的思想，對於發展中國家的青年們有很大害處
。由於這種思想，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學生們都傾向於理論研
究而避免實驗工作。事實上，自然科學理論不能離開實驗的
基礎。特別是物理學，它是從實驗產生的。我希望由於我這
次得獎，能夠喚起發展中國家的學生們的興趣，使他們注意
實驗工作的重要性。」

在美國出生的中國人

丁肇中祖籍山東省日照縣。1936年1月出生在美國
密執安州的安阿伯，當時他的父母正在美國進行訪問。後來
，丁肇中曾這樣說起過自己的身世。他說：「我在第二次世
界大戰初期出生在一個由教授和革命志士組成的家庭里。我
的父母都希望我出生在中國，但在他們訪問美國時，我提早
出世。由於這個意外，我成為美國公民。這個突來的小插曲
，卻也影響了我的一生。」他出生3個月後，隨父母回到中
國。丁觀海教授一家人回國後不久便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七
·七事變」，孩提時代的丁肇中，伴隨著兵慌馬亂的歲月。
他回憶這段時日時曾說：「我在出生3個月的時候回到了中
國。由於當時中國的境況，我一直是個難民，不斷地從一個
地方逃到另一個地方……」其父丁觀海先在山東大學執教，
1938年到重慶大學任工程學教授。母親丁雋英任四川教
育學院心理學教授。丁肇中的童年是在中國大陸度過的。起
初就讀於重慶磁器口小學，直至抗戰勝利後，隨父母遷到天
津，勉強念完小學。1948年冬，丁觀海到台灣省台南工
學院教書，並舉家遷至台灣。1956年9月他隻身赴美，
進入密執安大學工學院研讀。起初學的是機械工程，後來他
發覺自己的興趣主要在物理方面。第二學期，他選了些物理
學和數學的課程。大學第二學年，他轉到了自己感興趣的物
理系。

1959年他畢業於該校研究院，取得了數學和物理方
面的兩個工學學士學位。翌年又獲得理學碩士學位。他還以
優異成績獲得美國原子能委員會特別獎金。不久又獲得美國
科學基金會獎。1962年，丁肇中獲得了物理學博士學位
。

直到1974年夏末秋初，丁肇中的實驗進入到關鍵的
時刻，高能加速器中質子相撞，每時每刻都在牽動著他與同
事們的心。當他們將粒子質量的方位降到30—40億電子
伏這個范圍的時候，突然間一個新的粒子出現了，它以極長
的壽命分解出正負電子。丁肇中此時興奮極了。不過，嚴謹
、慎重的這位華人學者並沒有立即宣布這一發現。從8月至
10月，他們又進行了多次這樣的實驗，待取得無懈可擊的
數據時，丁肇中才於1974年11月12日向全世界公布
了這一驚人的成果。科學實驗有很多趣聞。丁肇中的實驗是
在東海岸進行的，正當他已經捕捉到瞬息萬變的J粒子的時
候，在西海岸，美國物理學家希特帶領他的斯坦福研究小組
也發現了這種新的粒子。的來，東海岸和西海岸發表的實驗
報告幾乎一樣。不同的是，對這種新粒子，丁肇中稱之為「
J」，希特呼之為「Ψ」。那麼到底是誰首先發現這種新粒
子的呢？這是一樁難分難解的懸案。因此，丁肇中和希特同
時獲得1976年的諾貝爾物理將，他們所發現的新粒子被
稱之為J／Ψ粒子。

[李遠哲] 1936年出生於台灣新竹縣，1965年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獲博土學位後，先後在勞倫斯伯克利實驗室和哈佛大學任博士後。1968—1974年在芝加哥大學任教，升為教授，1974年又回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化學教授。曾在哈佛大學和李遠哲合作從事分子束研究的赫希巴哈教授稱贊他為「驚人的實驗天才」。後來李遠哲發展了赫希巴哈用交叉分子束研究分子反應動力學的思想，創造了新的一代交叉分子束裝置。用此裝置來研究分子反應動力學所得到的信息和反應過程的細節遠遠走在反應軌跡的理論計算前面。這是世界上最好的分子束裝置。李遠哲被譽為「分子束化學真正的實現者」。到1986年為止據不完全統計李遠哲發表的各種論文有180多篇。李遠哲還在反應動態學、光化學、光譜學、分子間與分子內能量傳遞作用等方面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貢獻。1986年李遠哲教授榮獲諾貝爾化學獎、1986年美國化學會德拜物理化學獎、美國國家科學獎。他是獲獎中最年輕也是近十年來研究成果最多的化學家之一，也是獲諾貝爾化學獎的第一位華裔化學家。李遠哲是中國人，他在祖國科學技術的發展中也做了一定的貢獻，他幫助台灣省搞原子分子研究所，1986年指導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建成分子光束激光裂解產物譜儀。對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復旦大學和中國科技大學等單位的分子反應動力學方面的研究工作也給予了很多指導。
在獲得諾貝爾獎的第二天，朱棣文說，他騎著自行車，朝著目標往山路上攀爬，達到了目的地。這種攀登高峰的踏實感受，也只有在努力過之後，才能真切地感受到。
掌聲響起。在瑞典皇室、全球頂尖學者以及貴賓一千四百人的目光下，1997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華裔朱棣文正站在學術最高殿堂之上。此時此刻，盡管歐洲正飄飛著聖誕季節的白雪，朱棣文心裡卻是無比的熾熱。從瑞典國王古斯塔夫十六世手中，他接下了榮耀，腦子里閃過的是許許多多在實驗事里度過的日子——看著實驗結果成功失敗，起起落落……而今，他終於精精確確地以「光束蜜糖（雷射製冷捕捉技術，Laser Cooling Trapping)」抓住了原子，從而擁有了學士界最閃亮的光環，永遠在世界物理學的史冊上留名。

朱棣文，這位史丹福大學第一位華裔教授，學生喊他Steven。平日里習慣穿著淡色長袖襯衫，袖子整齊地卷得高過手肘，顯得很是清爽自然。自從1997年10月14日凌晨那個劃破寧靜夜空的、來自斯得哥爾摩的電話傳來喜訊，他和他的家人便開始不得清靜。從那時起，他就被媒體包圍著。但是，即使是這樣，他仍是一身簡單的休閑服裝，在電視、報紙、雜志上出現。他還是一樣的他。
朱棣文祖籍是中國江蘇太倉。1948年2月生於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士市，1970年畢業於羅徹斯特大學數學及物理雙學士，1976年獲柏克萊加大學物理學博士，並在學校從事兩年博士後研究。1978年，他到美國貝爾實驗室擔任電磁現象研究員，五年後，升為電子學研究部主任，並在1987年赴史丹福大學任教授至今，曾於1990年擔任系主任。
1993年，他與另一名研究學者共得國際大獎沙烏地阿拉伯「國際科學獎」，兩人合得獎金約十萬美金。
同年又被選為美國科學院第130屆院士。1996年，榮獲古根漢研究獎，並獲美國物理學會學術獎。這次諾貝爾物理獎，朱棣文是與馬里蘭州美國國家標准與技術研究所科學家菲利普斯以及法國科學家柯恩但諾吉一同分享這分殊榮。三人同時共分諾貝爾獎金約100萬美金。
朱棱文是繼1957年的楊振寧、李政道，1976年的丁肇中和11年前的李遠哲之後，第五位獲諾貝爾獎的華裔科學家。在他之後，還有一位華人——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崔琦又獲諾貝爾物理學獎。六位華裔獲獎人中，除李遠哲為諾貝爾化學獎外，其餘皆是物理獎。
朱棣文的獲獎研究，得追溯到十四年前。當時他還是貝爾實驗室的一員。在低溫物理的研究領域中，「光束密糖（Molasses）」這個物理學名詞它讓朱棣文「甜在心中，愛不擇手」。原來「光束蜜糖」指的是利用雷射光達到冷卻氣體的效果。朱棣文他們所進行的「雷射致冷捕捉」，就是利用雷射冷卻原子後，能夠進行精確測量的研究。原子在室溫中非常活潑，以百公里的速度活蹦亂跳，若利用雷射光達到冷卻，氣體冷卻至幾近絕對零度，原子一旦陷入，也在此時活動得非常緩慢，再利用光與原子交互作用的時間拉長了，便可用來精確測量物理量。
這個研究最重要的是如何應用。事實上，朱棣文最常引用的例子就是「重力測量」，這樣的解析早已令學術界和科技業界感到驚喜樂觀。利用原子在超低溫狀態時，科學家可進行重力分布研究，最佳的運用方式就是在油田勘探方面。這項應用將使得石油開采成本降低很多，己有不少石油公司對這項研究非常有興趣。相同的應用還可能發現環宙間更多的秘密得以找到答案。另一重大應用則在生物物理，也是利用雷射致冷捕捉技術，可以解讀DNA。
朱棣文的父親朱汝瑾也是當代科學家，1949年自大陸來美，現在已有八十高齡。朱汝瑾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化學工程博士，他的妻子是當年曾在同一大學念經濟系的朱李靜貞。朱汝瑾和朱棣文同屬台灣的中央研究院院士「父子檔」。朱父於1964年當選第五屆院士，朱棣文則在父親以及另四名院士崔琦、卓以和、顧毓秀以及田炳耕共同推薦下，於1994年以高票獲選為院士。朱汝瑾曾在美國聖路易、維吉尼亞、紐澤西等多個大學任教授，還擔任過美歐地區化工、石油、太空等六十多個企業公司的顧問。 朱棣文是家中的老二。他的哥哥朱築文為麻省理工學院物理博士，哈佛醫學院畢業，現在是史丹福大學醫學院教授。弟弟朱欽文是哈佛法學博士，現為洛杉礬執業律師。這個家庭，真的稱得上是一個「博士之家」。
作為一名成熟的科學家，朱棣文有著自己的人生皙學。他常說：「我們不一定要是天才，但我們知道自己的目標和計劃；我們會時常受到挫折，但不要失去熱情。」 雖然朱父和三個傑出的兒子都是頂尖科學人才，其實，當年朱父不太贊同朱棣文念物理，因為「這一行要出頭太難了」。從小就愛畫畫的朱棣文，父親覺得或許建築對於他是個不錯的出路。然而，身上滿是物理細胞的朱棣文把繪畫的天分用在繪制物理結構圖上了。好在父親後來並沒有太刻意地阻攔他；而他，也終於以自己的努力，沖破了這條被視為崎嶇的路。
在學生及友人眼中，朱棣文有著濃厚的科學家氣質，而且饒富幽默口才。他常常能即興地發表學術演說，深度中還能穿插趣味。無論是在研究上、工作上，甚至是教學上，他都有一套「以退為進」的哲學。他對自己、對學生並不會定下過高的要求，他覺得從工作中得到成就，才會激起更旺盛的動力，使自己更有信心。他酷愛運動，每周五固定騎自行車到校園，並趁著實驗空檔「溜車」。在他，運動帶來的爆發力正如同物理實驗中擊出的美麗火光一般，是物理之「力」與人生之「美」的結合。
朱棣文在研究中兢兢業業，悠遊於物理的世界中。在他，獲得全球的認同，是否是自己最大的心願？朱棣文卻答：視自己為一名科學家，最大的希望是無論在未來十年、二十年，甚至上百年以後，自己在斗大的實驗室中的成果，能夠對人類產生貢獻，與人類的生活真正的結合在一起。

瑞典皇家科學院九八年十月十三日宣布，把一九九八年諾貝爾物理學獎授予德國科學家霍斯特·斯托爾默、美籍華人科學家崔琦和美國科學家羅伯特·勞克林，以表彰他們為量子物理學研究做出的重大貢獻。
崔琦和斯托爾默在一九八二年對在強磁場和超低溫實驗條件下的電子進行了研究。他們將兩種半導體晶片砷化鎵和砷氯化鎵壓在一起，這樣大量電子就在這兩種晶片交界處聚集。他們將這種晶片結合體放置在僅比絕對零度高十分之一攝氏度（約攝氏零下二百七十三度）的超低溫環境中，然後加以相當於地球磁場強度一百萬倍的超強磁場。他們發現，在這種條件下大量相互作用的電子可以形成一種新的量子流體，這種量子流體具有一些特異性質。一年之後，勞克林教授對他們的實驗結果做出了解釋。在這一發現的基礎上，科學家又陸續作出一些重大發現。這三位科學家的成果是量子物理學領域內的重大突破，它為現代物理學許多分支中新的理論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崔琦因此獲得美國著名的弗蘭克林獎。崔琦在互聯網自己開設的網址上稱，他的主要學術興趣是研究金屬和半導體中電子的性質。他的這些研究將可應用於研製功能更強大的電腦和更先進的通信設備。
崔琦，一九三九年生於中國河南省，五十年代到香港接受教育，一九五七年在培正中學畢業，隨後到美國繼 續深造，一九六七年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獲物理學博士學位。此後到貝爾實驗室工作，在美國，貝爾實驗室被稱為「諾貝爾獎獲得者的搖籃」，崔琦正是在這里和施默特發現了分數量子霍爾效應（1982年），兩人因此在1998年共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一九八二年至今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目前他從事電子材料基本性質等領域的研究。崔琦的妻子是挪威裔美國人，他們有兩個女兒，長女愛琳曾在武漢留學。
在美國，據新華社引述崔琦教授來自中國的學生李濟群等人介紹，崔琦為人隨和，但對學生要求非常嚴格。他思維敏銳，在師生中威望很高。十三日清晨崔琦像往常一樣來到學校，當大家向他表示祝賀時，他像平常那樣微微一笑，只說了句「謝謝」就躲了起來。據介紹，崔琦非常關心祖國，經常與中國學生談論祖國的發展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