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張培剛的研究方向
發展經濟學、西方經濟學、農業經濟學、工商管理學
2. 投資互補性(發展經濟學 張培剛)
1、國家統考的00141發展經濟學和00138中國近現代經濟史的歷年試題,網上是可以查詢到的,你可自己搜索。 2、但是答案,以及如果河南大學這兩門課程不是全國統考的話,那麼網上很難找得到,基本可以說是沒有的。就需要你自己看書,好好努力了!自考真的很辛苦,很累人,在此,祝你通過努力,順利通過考試,早日自考畢業!
3. 張培剛的基金會設立
華中科技大學設立了以張培剛先生命名的非公募基金會「張培剛發展經濟學研究基金會」。基金會的兩項重要公益活動就是設立「張培剛發展經濟學研究優秀成果獎」(簡稱張培剛獎) 和舉辦中國經濟發展論壇。設立張培剛獎,旨在表彰為發展經濟學及其相關研究做出突出貢獻的學者,促進經濟學研究的繁榮,推動中國經濟發展,並讓中國的發展經濟學研究成果走向世界。該獎每兩年評選一次,第一屆優秀成果獎已於2006年評出,由何煉成、林毅夫、史晉川三位教授獲得。舉辦中國經濟發展論壇,目的在於匯聚國內外知名專家學者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進行研討,總結中國經濟發展的經驗教訓,尋找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良策,並將中國的發展經驗推向世界。
4. 張培剛的個人經歷
1928年武漢省立第一中學初中畢業(武昌區曇華林117號,現武漢市第十四中學);
1934年武漢大學經濟學本科畢業;
1934年畢業後即被選送到前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從事農業經濟研究工作;
1941年考取清華庚款留美公費生;
1941年進入美國哈佛大學工商管理學院,並於一年後轉入文理學院研究生院攻讀經濟學學位;
1943年獲得哈佛大學碩士學位;
1945年獲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
在哈佛期間,師從熊彼特、張伯倫、布萊克、漢森、厄謝爾、哈伯勒等大師,深入學習和研究當時世界最前沿的經濟學理論。
1946年張培剛回國,擔任母校武漢大學經濟系教授兼系主任;
1947年,他的博士論文Agriculture and Instrialization(農業與工業化)獲得1946-1947年度哈佛大學經濟學專業最佳論文獎「大衛·威爾士獎」,該文是世界范圍內第一部以農業國的工業化問題為主題的專著,並在農業國工業化問題上提出許多獨到而精闢合理的觀點,後該文被收入《哈佛經濟叢書》,這本書使他斐聲於西文經濟學界,也使他成為世界上最早從歷史上和理論上比較系統地探討農業國工業化問題的經濟學家,被譽為「發展經濟學的創始人」。
1948年任聯合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顧問及研究員;
1949年再次回國,繼續在武漢大學經濟系擔任系主任;
1951年秋至次年夏在北京中央馬列學院學習;
1953年調華中工學院(現為華中科技大學),任建院籌備委員會委員兼基建辦公室主任;
文革結束後,張培剛在華中理工大學(現為華中科技大學)成立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並總結出版了《新發展經濟學》,1998年,在其帶領下,華中理工大學經濟學院獲得西方經濟學專業博士點,85歲的張培剛成為博士生導師。
5. 經濟學獎,但是發展經濟學之父張培剛先生為什麼沒得
張培剛先生確實是發展經濟學的開創者之一,但是在寫完了《農業與工業化》這本書後,張培剛先生對於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停頓了很長時間,以致於當國外同行特地從國外來中國與張培剛先生交流學術時,張培剛先生無發展成果可以交流,無不失望而歸,當然這也跟當時的十年事件有關。而且發展經濟學大概在五六十年代是比較熱門的,現在發展經濟學並不算是主流的經濟學。所以某種角度講張培剛先生沒有得諾獎其實是情有可原的。
6. 張培剛的著作發表
《清苑的農家經濟》,商務印書館,1936年;《廣西糧食問題》,商務印書館,1938年;
《浙江省糧食之運銷》,商務印書館,1940年;
《農業與工業化》,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1949年英文版初版,1969年再版;華中工學院出版社,1984年中文版初版,1988年版。
《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合著),人民出版社,1980年。
《發展經濟學通論第一卷 農業國工業化問題》,湖南出版社,1991年。
《新發展經濟學》(主編)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發展經濟學與中國經濟發展》,主編,經濟科學出版社,1996年。
《微觀經濟學的產生與發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中國糧食經濟》,即將出版,1998年。
7. 新中國完成了三大改造後 發展理論是不是張培剛老先生的《發展經濟學》 以發展重工業為主
經濟理論界普遍認為,我國的城市化嚴重滯後於工業化,因此「十五」期間要全面加快城市化。我個人卻認為,我國的城市化並沒有嚴重滯後於工業化,主要問題在於就業結構的非農化水平較低,而人口城市化與就業非農化是基本一致的,並不存在嚴重滯後的問題。如果忽視以就業結構非農化的發展為基礎,片面去加快城市化,不僅難以達到目的,還會導致以就業問題為中心的城市問題嚴重化。我國的城市化並沒有嚴重滯後於工業化認為我國城市化嚴重滯後於工業化的觀點,主要是以工業產值比重來衡量工業化的。然而,由於我國的工業產值比重片面演進,以此來反映工業化水平並不恰當。根據工業化理論和國際經驗,在這種條件下,衡量工業化水平的主要指標應當是人均GDP水平或非農產業的就業比重;同時,與城市化進程直接相聯系的工業化指標,也主要是非農產業的就業比重而不是工業的產值比重。從我國1952年以來近50年的經驗數據看,城市化率的上升與工業產值比重上升的相關性較低,而與就業結構非農化的相關性則明顯較強。從國際比較看,以人均GNP水平作為衡量依據,我國的城市化水平與其他國家的一般變動趨勢相比,與相近收入水平國家的數據相比,特別是與亞洲國家的相應數據相比,並不存在明顯的偏差。再從非農產業就業比重與城市化率的關系看,以非農產業的就業比重為衡量依據,我國的城市化水平與相近發展水平的國家比較也不存在明顯偏低的問題。因此,可以說我國的城市化進程並沒有嚴重滯後,城市化率較低是與人均收入水平較低和非農產業的就業比重較低相一致的。問題在於工業化的偏差而不在於城市化的偏差與國際上的一般趨勢比較,我國的城市化率遠遠低於工業產值比重,但問題不在於城市化的偏差,而在於工業化的偏差。工業化引起產業結構的迅速轉變,並通過這種轉變帶動城市化。在這個過程中,與城市化率上升聯系密切的不是產出結構的轉變而是就業結構的轉變,因為就業結構的非農化才直接帶動了人口向城市的遷移和集中。因此,產出結構與就業結構的變動關系,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工業化對城市化的帶動作用。而我國工業化中的問題,正在於產出結構工業化超前與就業結構非農化滯後的較大偏差。這種偏差主要表現在:工業產值比重片面上升,超過了人均收入水平上升所引起的需求結構轉變的要求;工業化過程中服務業發展滯後,影響了非農產業就業的增長。這些偏差導致工業化不能有效帶動就業結構和消費結構的轉變,從而帶動城市化的進程。而城市化率主要隨著就業結構的非農化而變動,則是一種符合經濟規律的現象,即使這個進程相對緩慢,也不是城市化本身的問題。工業化的偏差還表現在產業選擇和地域推進上,即改革前的片面重工業化和改革開放以來的過度農村工業化,這兩個方面導致產值結構轉變與就業結構轉變的偏離,影響了工業化的有規律演進及其對城市化的帶動作用。因此,這兩個偏差影響了工業化過程中就業結構的較快轉變及其對人口城市化的帶動效應。只有加快發展第三產業才能加快城市化進程工業化與城市化的變動關系,在工業化的不同階段存在著較大差別。理論分析和實證考察表明,在工業化初期,工業發展所形成的聚集效應使工業比重上升對城市化率上升具有直接和較大的帶動作用;而當工業化接近和進入中期階段之後,產業結構轉變和消費結構升級的作用超過了聚集效應的作用,城市化的演進更多地表現為非農產業就業比重上升的拉動。在這個階段,非農產業就業比重的上升明顯快於生產比重的上升,而這主要不是工業而是服務業的就業增長帶動的。也就是說,當工業化演進到較高階段之後,對城市化進程的主導作用逐步由工業轉變為整個非農產業,就業結構的變化也越來越不同於產出結構的變化並起著更大的作用,這使服務業的比重上升對城市化進程產生了更大的影響。我國城市化率較低的基本原因在於非農產業的就業比重較低。而非農產業就業比重低是由於服務業發展滯後,制約了非農就業的增長及其比重的上升。服務業的比重遠遠低於同等收入國家的水平,是我國工業化過程中的一個突出結構問題,也是導致工業化與城市化偏差的主要原因。與工業相比,服務業具有明顯較高的就業彈性,並且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而不斷增強對整個就業的帶動效應(而工業則由於勞動生產率的較快增長而引起就業功能的相對下降)。同時,從我國「 十五」至2010年期間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變動的趨勢看,工業就業比重上升的空間已經較小,非農產業就業比重的較快上升只能主要依靠服務業的迅速擴張。因此,要加快城市化的進程,必須通過加快服務業的發展,來帶動非農產業就業比重的上升。這是我國推進城市化的基本途徑,也是促進工業化與城市化協調發展的中心內容。服務業發展與城市化是相互依賴、相互促進的。服務業發展拉動非農就業增長而帶動城市化率的上升,而城市化的加快也能夠促進服務業的較快擴張。不過,從二者發展的邏輯順序和長期進程來看,主要趨勢是先有服務業的發展和就業的增加,再有農村人口的轉移和城市化率的上升。而且,未來10年我國城市服務業擴張的空間很大,而城市人口的增長則受到城市就業增長的制約。從這個角度看,處理兩者關系的基本思路應當是,主要通過加快服務業發展來帶動城市化,而不是反過來,將重點放在依靠加快城市化來促進服務業發展上。否則,就可能導致城市化進程不能有效加快反而使現有城市問題(尤其是城市就業問題)嚴重化的後果。
8. 張培剛的個人影響
張培剛先生是中國具有國際影響的老一輩著名經濟學家。早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他在哈佛大學完成博士論文《農業與工業化》,獲得1946-47年度最佳論文和「大衛·威爾士獎」。這一論著被列為哈佛經濟叢書第85卷於1949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以英文出版,奠定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農業國工業化)的理論基礎,張先生因此被譽為發展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20世紀80年代,面對西方發展經濟學正走下坡路,而世界上多數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並未發展起來的現狀,他再次扛起開拓創新的大旗,全面提出創立新發展經濟學的思想,引導發展經濟學走出困境。1992年,他主撰的《新發展經濟學》,將發展經濟學推向了一個新階段。
為了推動中國對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和傳播,立足中國,面向世界,以嚴謹的科學態度,不斷探索中國和發展中國家如何有效地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理論和政策。
9. 大家有知道發展經濟學創始人張培剛老先生的嗎他的學生現在都有誰謝謝
張培剛老先生知道
經濟學屆泰斗級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