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苓基金會

⑴ 請問古代教育制度的發展及其特點,謝謝

張伯苓，是我國教育界的阿基米德。
他以為，給他一個支點——教育，就能救國：「我認定救國在教育」，「解決世界大難題，要在教育」。

當思想界高舉主義大旗，使民主與科學政治化時，他卻在社會化與實業化的教育中將它們坐實，他說：「教育事業，(乃)強國之最善股票。」

股票是產業化的，要向社會發行，以實業支撐。向社會發行，使教育社會化；以實業支撐，使教育實業化。社會化，使教育獨立；實業化，使教育自立。

教育的獨立和自立，就是張伯苓救國的「阿基米德」點。民主與科學，在此「支點」上，方能啟動。南開新私學，便是一次「啟動」的實驗。

「我不是乞丐」
為了使教育獨立，張伯苓放下一切，去「行乞」。

建校之始(1904年)，有邑紳嚴修(字范孫)、津商王益孫，每月助銀200兩啟動。加以范孫先生的聲望支持，伯苓募捐，較為順利。

邑紳鄭菊如先生，捐(天津)城西南之窪地十餘畝，作建校用，津人稱窪地為「開」，故名「南開」。新校建設費，得前大總統徐世昌等人捐助，共計銀2.6萬兩(徐世昌與嚴范孫為同科舉人)。袁世凱捐助1萬元建禮堂，故以其字命名，曰「慰亭堂」。

學校擴大，開支增加，徐世昌增捐每月銀200兩，嚴修兒女親家、直隸提學使盧木齋撥公款助經常費月銀百兩。不久，徐世昌、王益孫因戰亂停捐。嚴家產業亦受上海「橡膠股票」牽連，停了捐款。提學使傅沅叔(編者註：傅增湘字沅叔)先生，將兩所中學，歸並南開，兩校經費，年銀8000兩，亦撥給南開使用，可學校卻要改稱公立南開中學，不過，仍歸私人經營。

當時，公私之分，以「集資公款名為公立中學，一人出資名為私立中學」。伯苓致信范孫先生，言南開中學，因私捐一時斷源，只得暫蔽公款之下。范孫獲悉，遂挪借各種款項，維持南開學校日常費用，留下私學一脈。新私學，雖時有困窘，人多助之，而終歸無恙。自設南開大學動議一出(1918年底－1919年初)，徐世昌、黎元洪等，就特予贊助。又擬募集基金130萬元，按月利五厘計，以維持大學每年經常費。嚴、張二人，旋即南下，至南京，晤津籍江蘇督軍李純(字秀山)，以籌款事奉托。此次南下，遍訪各省軍民長官及教育當局，集大洋8.5萬余元，聊敷開辦之用，可大學之經常費用，仍無著落。

於是，伯苓二次南行，代范孫先生，重訪李純。因李純病重，未能謀面。他使人轉告，前所囑籌集基金一事，毋慮，盡可寬心離去，他自有辦法。伯苓返津，不及兩周，李純因病魔自戕。

其遺囑，以家產四分之一50萬元，捐給南開大學作永久基金。以民國元年公債280萬元兌付，經由財政部抵換六厘公債，實收入87萬元。合計，可得月息6500元，與開辦之初經常費之預算吻合。基金依議啟動，可伯苓未稍懈，又引來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該基金會欲捐助我國兩所私立大學，經考察，確定捐資對象為東南大學和南開大學，捐資數目各25萬元，要以本國配捐一半為條件。

伯苓方為難時，袁世凱的嬸嬸袁太夫人聞之甚急，即命其子袁述之認捐。當年，嚴修為袁世凱抗辯未果，憤而辭官。袁感銘於心，東山再起時，即贈一筆款與嚴修，盛情難卻，嚴修即以此款入股他的造胰公司。後來袁家敗落，其子女生計多賴此款維持。袁家感激嚴修，大凡南開之事，都積極參與。

「思源堂」，為南開實驗樓，樓下為物理實驗室，中為生物實驗室，上為化學實驗室，也是袁太夫人捐銀10萬元建築的。故「思源」亦有「思袁」之意。

1923年12月，在袁太夫人的追悼會上，伯苓慨言：「袁太夫人所受教育，本無一般新女子之多，然其教育子女服務社會之精神，則或為一般婦女所不及。現代女子其所受教育之機會，既遠多於袁太夫人，苟能獲得袁太夫人之精神，則中國將來何患不強？」(《南開周刊》，第79期)

袁述之稟慈命，捐了7萬元。此數，雖不及一半，但伯苓終於敢應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條件。自洛克菲勒基金進校，校園內，一派建設氣象，各項設施，多於此時興建。
中華教育基金董事會派員來調查，以南開中學成績優異，給予補助1.5萬元，又議決，3年內撥助大學10.5萬元，擴充理科，後又加撥6萬元。

盧木齋個人捐資10萬元，建南開大學圖書館。張學良亦認捐南開大學基金20萬元。原大學公助經費，由河北財政特派員公署按月付洋2萬元，公署取消後，改由財政部自中央銀行按月撥付，此項經費，亦為學校經常費主要來源。至此，南開系列學校，各部經費來源，基本趨於穩定。

值得注意的是，民國時期北洋政府對於新私學的支持。教育要獨立，除了爭取國內外各種社會資金的支持，還要政府支持，尤其是政府從專制向民主過渡，或以民主的名義執政時，可以因勢利導之。
學校發展了，經費問題仍令人忐忑，伯苓依然如老僧托缽。他說：「余為學校籌款，常因不成而不豫」。談到「不豫」的尷尬，嘆曰：我不是乞丐。

「糞水」與鮮花
南開，這朵新私學的鮮花，總算綻開了。開在「寓公」文化集散地、北京的政治後花園———天津。所謂「寓公」，是指北洋政府時期，那些來自北京的下野軍閥政客和清朝皇室宗親以及各式各樣的遺老遺少。他們隱居在天津租界，看似賦閑在家，過著富有而閑淡的生活，暗中卻依舊操縱北京政局，影響天津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他們的屁股坐在天津，眼睛盯著北京。

「寓公」們，與范孫先生人脈很深。伯苓在他們之中募捐，如魚得水。南開大學成立時，江蘇督軍李純的祝詞，就提到了他們：「自兩先生計劃書出，黎前總統、馮前總統、徐大總統、曹督軍、閻督軍、孟督軍、陳督軍、曹省長莫不起而贊成。純亦勉趨其後。」(李純：《南開大學正式成立祝詞》，《校風》第131期，1919年11月27日。)對南開，他們沒有介入政治情感，不以個人傾向，作為交換條件伯苓先生以南開這片凈土，喚醒了他們的人格尊嚴和社會責任感。據初步統計，以大洋計，軍閥對南開的捐助，前後有150多萬元。

當許多國立大學和政府機構，都由於缺乏地方和國庫的正常資助出現財政困難的時候，南開卻能通過捐款收入、基金捐贈和私人資助維持局面。

可青年學子卻不以為然，他們勸張校長「不要軍閥的臭錢」。每遇此，他都坦然一笑，說：美好的鮮花，不妨由糞水培育出來。這比喻，有失公道，卻亦無奈。軍閥的名字，似乎總與戰亂相系，被我們的歷史觀封存起來。今天，我們不妨揭開封條，回顧一下歷史，然後回答：為什麼在北洋政府的治下，興起了民主與科學的新文化？

北洋惟有軍政，軍政沒文化，反而能兼收。南京有黨治，黨治有黨文化，必然要兼並，使文化意識形態化。因此，黨治之下，文化退化。試以蔡元培為例，他在北洋政府治下的北大，是教育家和思想家；在南京政府治下，官當得很大，堪稱黨治要員，可還算個教育家和思想家嗎？

放在這樣的視野里來看北洋時期的文化，就能看到另一面。例如，同樣對南開新私學的支持，北洋政府讓南開中學暫蔽於公款之下，條件一成熟，就讓它私有化，而蔣介石卻要將南開大學收歸國有。一是不自覺地支持了教育獨立，而另一卻有意取締之。就像當年請蔡元培任大學院院長一樣，蔣介石請張伯苓出任考試院院長；正如當年用黨化手段廢了蔡元培的自由思想，他想用官本位廢了張伯苓。

可伯苓先生卻「厭談政治」，他的政治理想，是先辦實業，後談政治。從實業中拿錢出來，去辦政治，不是從政治中拿錢出來，去買議員。這種先實業而後政治，就是他的政治夢。他拿軍閥的錢，獨立自主為國家培養人才，難道不是政治？

南開的「天之道」

南開學校經費來源，共有10項，其中5項，為自營收入。募捐與自營相結合，造就了教育獨立的實體及其實業化辦學模式。這一模式，代表了近代教育向現代教育轉化的趨勢。

1925年，教育部特派員劉百昭到南開視察，結論雲：「就中國公私立學校而論，該校整齊劃一，可算第一。」伯苓走四方，乞天下財，求教育獨立，更以自營，謀教育自立。南開第20年度經費收支狀況表，將學校收入款項分為5大項，其中3大項為自營收入，這一年的租息及雜項收入，竟然超過學費收入的三分之一。

自南開中學成立之日起，學費就是學校的主要收入。由於生源充足，學費居高不下，伯苓先生坦言：「吾嘗聞人謂本校為貴胄學校，此語誠非過當。」但南開兼容貧困學生，以「試讀生」養免費生。「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試讀生」可以不經考試入學，但學宿費要加倍。試讀一年，考試及格，轉為正式生，不及格者，要重新交費，才能續讀。學費雖高，但南開卻沒有靠學費來贏利，而是使學費收支平衡。

其時，國內許多私立大學，都是靠學生的學費來維持的。如北平民國大學，生源多為投考國立大學的落榜生，人數頗大。還有一些大學，則別有用心，被伯苓先生一語道破：「大多數乃專為欲分潤各國將退還我國之庚子賠款。」這樣一哄而起辦私學，想發國難財，當然好景不長。教育獨立，此為近代化理想，教育自立，則為現代化要求。南開新私學，從追求近代化理想，到適應現代化要求，走了一條實業化的路。

「大工廠」之定位

論中國近現代教育，有兩人並世而立：蔡元培完成了中國傳統教育近代化的轉換，張伯苓則開了中國近代教育現代化的先河；蔡元培使中國近代教育超越了傳統政治文化，張伯苓則為中國現代教育探索了實業化道路。

他們留下了兩筆寶貴遺產：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傳統和張伯苓的實業化的教育路線。

何謂實業化教育路線？伯苓說：外國學校如大工廠，學生如工廠之出品。學校視社會需要而定教育方針。也就是教育為體，實業為用。

學校管理，採用企業通行的董事會制，九名董事，統管大學、中學兩部，校長由董事會聘任，大學部、中學部各設主任一人，由校長推薦，董事會批准。董事會職權，為籌募經費，議決預算，審查決算。學校章程制定及變更，由董事會決議通過，發給學生畢業證書及授予學位，也由董事會決定。

以此為模式，南開大學下屬各院、系、所，亦自籌經費，自設董事會。捐資創辦南開者，如嚴范孫、徐世昌、王益孫、范靜生、李秀山等，都做過校董，李組紳、范旭東等大商家，也曾為院系所之董事。此外，還有一部分學界和社會名流，以其名望和經驗，任南開校董，如蔣夢麟、胡適之、丁文江、陶孟和、吳達詮等，如企業之獨立董事。

以實學培育國家「財力」
南開大學的學科建設，是實學化的。
南開的「土貨化」思想，除了洋為中用，還有就是實用。實用之學，當然就是「實學」了。伯苓先生道：「文以治國，理以強國，商以富國」。這就是他的「實用主義」的救國抱負。

大學擴充後，改文、理、商三科為三院，分設歷史、政治、經濟、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商學、會計、統計、銀行等11系。不久，原來文學院的經濟系發展為經濟學院。而文學院下，又增設了英文系、政治學系、哲學教育系；經濟學院，則開了農業經濟系、工業管理系、運輸學系、經濟史學系、統計學系、經濟研究所等。理學院也增加了醫學系、電機工程系、化學工程系。

這樣的學科設置，偏於實用，培養的人才也趨於實用。伯苓在美國發現：他們最大的發達，就是財力。因此，他認為，教育的目的，就是為國家培養「財力」。而他的每一個學生，都理應是國家的一份「財力」。

從理學院到工學院，理科教育越來越「財力」化。從文學院到經濟學院，文科教育也趨於「財力」化。那時，我國教育仍在近代化中，對於實業化教育路線，批評者多。有人說，「南開大學有文科而無中文系」，是因為「張伯苓自己文筆不通」，南開「不注重中文」，使得「整個學校鄙俗不堪」，沒有文化。有人說，「張伯苓以實用為科學的重點，是把科學從崇高的地位拖到塵埃。張伯苓只配做一個職業中學的校長，不配做一個大學的校長。」

果真如此嗎？顯然有誤解。南開欲立「東方文化研究所」，梁啟超要牽頭，惜未辦成。范孫先生曾訪李叔同，請他主講國學，亦終未出山。至於所言「科學」者，就更是「不見泰山了」。我國私立大學，辦理科者本不多，因為理科「不經濟」。可伯苓先生卻認為，理科是基礎，不僅科學思想的興起，對傳統文化的改造，要靠理科，而且將科學思想轉化為「財力」，也要靠理科。
正是在培育「財力」這一點上，民主與科學思想被他坐實了。

南開「貨」
南開最大的「財力」，還是學生。
伯苓戲稱學生為「貨」，對南開「貨」，他有信心：南開「工廠」造人才，在社會上有用，前途就很大了。「塘沽永利(永利制鹼公司)、久大(久大鹽業公司)已經承認我們的貨了。」「我們南開工廠造人才，本地銷路少，別處多銷也好。」「充實我們的工廠，造就學生到各處去。」

為此，他親自推銷，為他的「貨」開拓市場。華西公司聘他為董事，他欣然同意，「為的是銷銷大學、中學的貨」。他的「貨」有成長性：「若干年後長起來，我們的貨更容易銷。」他呼籲：「造就學生到各處去，特別是西南！」

在一次開學典禮上，他說：新來的學生很多，為什麼來？不是要點什麼嘛。要什麼？要職業，南開「貨」，十成里有九成以上都就業了。化工系學生，畢業時，「每人皆有選擇兩三個職業的機會」。而商科畢業生，因南開對「工商以及銀行界之貢獻，可謂非常之大」，所以，「每年南大畢業生，特別是商科的，在畢業前，即已應聘一空」。這樣緊俏的南開「貨」，質量究竟如何呢？

著名物理學家吳大猷說，中央研究院六任院長，有兩位是受南開教育的。民國中央研究院選舉中國第一屆院士，81人中就有南開9人：姜立夫、陳省身(數學)，吳大猷、饒毓泰(物理學)，殷宏章(經濟學)，湯用彤(哲學)，李濟(考古學)，蕭公權(歷史學)，陶孟和(社會學)。後來在台灣被選為院士的又有梅貽琦等人。這樣的「貨」，豈止是「財力」？簡直就是國寶。

民主化的「不倒翁」
伯苓自喻為「不倒翁」。「非不倒也，倒後能復起也」。
「復起」靠什麼？靠民主。訪美時，他發現教育的第一要義，是民主。遂與范孫先生一起，於南開內部，行股東民主制。南開以私立興學，投資者為股東，而有南開「人民」資格。伯苓曰：「徐菊人先生雖為總統，終為本校舊校董，亦系一人民資格。」「人民」，在這里，是有限性的，不再「無窮大」了。

南開新私學，即從股東民主制入手，行漸進之民主。先行股東議事之民主，次行教授治校之民主，繼而行學生自治之民主，待學校民主制建設完成，再從學校擴大到社會各界，推進至國家政府。此為我國政治民主化的實用主義的實驗方法。而伯苓先生倡導的股東制的「民」，首先是投資者。他歡迎這樣的「人民」，成為南開的「民主」———「東家」。那時，私立學校紛紛落馬，而南開不倒，就在於民主化。他希望南開的「人民」越多越好，「人民」多了，才能不倒。

伯苓先生高舉「私立民有」的旗幟，每遇危機，都以民主化險為夷。當范孫先生以一人之財力私立南開時，就從未將南開據為私有，當伯苓先生恭稱范孫為「南開校父」時，不僅以創始者言之，更以民主化言之。伯苓言：「私立學校不是私有學校。」此語，不僅發自他們內心，而且立為南開新私學的宗旨。(附註：據陳明遠先生研究：1900年1銀元的購買力，約合今人民幣70元；1911年1銀元約合今人民幣50元；1926年1銀元約合今人民幣40元；1936年1銀元約合今人民幣30元。)(P1156591)

嚴修
嚴修，字范孫，津籍，光緒十年(1884年)進士。歷任翰林院編修、貴州學政、學部侍郎，清末憲政失敗後，辭官，不再從政。他以為，新政難以治國，不妨先做「齊家」實驗，南開新私學由此一念誕生。經「庚子事變」，新政又起，袁世凱受其影響，聯絡張之洞等，請廢科舉制，而終於成功，遂請他督學直隸，適逢袁、張二人入閣，欲行君主立憲於中國，故請嚴修署理學部。嚴修借鑒日本經驗，立學制，建學校，編教科書，定教育方針，為我國近代教育開山。

辛亥革命後，袁世凱幾番請其襄助國事，尤以教育部長一職相請，以取代蔡元培，為嚴修婉拒。五四運動起，北洋政府欲以他取代蔡氏任北大校長，又拒。
嚴家南北兩支，北支在京東行鹽，南支在寧波、上海開錢庄。嚴家錢庄崩潰後，波及鹽業，嚴修整頓家族產業，使之向近代工業轉型，此後嚴家投資，多轉向實業。故其辦學之宗旨，倡導實業化之實學。

張伯苓
張伯苓，名壽春，以字行，津籍，基督徒。曾學於北洋水師學堂。肄業後，被派往北洋水師實習，適逢甲午海戰，親歷戰敗，屈辱之餘，決定退役。很多年以後，他還在慶幸：真萬幸遇到嚴(范孫)先生，……嚴先生可以說是今之聖人。他決定追隨范孫先生，創辦新私學。畢其一生，先後創辦了私立南開中學、南開大學、南開女子中學和南開小學等，任南開中學、大學校長44年。

為籌辦南開大學，伯苓先生親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修教育學，同胡適一樣，他有幸成為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大師杜威先生的弟子，胡適把實用主義用於學術研究，他把實用主義用於辦學。實用主義的精髓，其實就是胡適的那句話：少談主義，多研究問題。這是針對做學問而言的，而對於做事的人來說，多研究問題是不夠的，還要能解決問題，張伯苓就是解決問題的人。

解決問題談何容易？所以，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教育。

⑵ 魯迅和胡適之爭是怎麼回事

胡適和魯迅的通信（節選）

魯迅先生你好：

。。。。。。

我們之間的焦點問題在於：你認為我是一個革命者，對於維權這樣的活動不應該採用經濟利益最大化的行為方式，我想對我們的行為都做一個理性的分析。

關於我的理念：在政治上我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在信仰上我是一個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我比較清楚自我權利和他人權利的邊界，和他人保持適當的距離。我這種理念比較西化，的確放在中國這種充滿著江湖哥們義氣的氛圍中顯得有些不太協調。

我還要再次聲明，我不是什麼革命者，我是一個追求世俗生活的普通人，我認為反抗暴政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我也會注意分寸，避免暴政過分傷害我，也避免過分挑戰暴政，自由主義講究自發演進的秩序，也就是改良，反對暴力革命，也反對在政治紛爭和利益紛爭中不講求操守，我希望所有的紛爭都應該有君子風度。盡管國民黨很強大，擁有摧毀一切的暴力手段，但是我們仍然保持對它們必要的尊重，因為他們也是人，他們不是魔鬼，是這個制度讓他們變得扭曲。所以我追求的是有分寸的反抗和博弈，你把我想像成革命者是大錯而特錯的政治想像。恰恰相反，無論是什麼主義，只要搞集權和暴政，這個制度就是我的敵人，同樣地，無論這個人信奉的是多麼高尚的主義，只要從事暴力活動、恐怖活動，或者在紛爭中使用欺騙、背信棄義等手段，都是我的敵人。我們要避免這種歷史的怪圈，我們只有從基督教那裡尋找資源，那就是：理性、寬容與和解

。。。。。。。

你有很強的革命主義情結，你認為反抗暴政就應該無所不用其極，這是他們應得的報應。我注意到你的觀念中有很濃厚的佛家色彩和江湖義氣，我不喜歡講因果報應，我相信我們都是罪人，都是有問題的，所以我們只有通過寬容與和解才能找到共同的出路，而不是以惡制惡。中國古人曾講"以暴易暴，未知其可"，你看看中國五千年的暴力輪回了多少次，數都數不清，結果如何呢？如果我們這一代人仍然走不出那種以暴易暴、以惡制惡的思維怪圈，我們就不會進步，這個時代就不會進步，就是新桃換舊符，無非是統治者變了，統治模式絲毫不會改變。
革命主義，在我看來不過是中國江湖義氣的新名詞，他們不講求政治操守，分不清權利邊界，認為你是我的同道你就應當為我付出一切，反之亦然。你應該知道這種做法的危害。這種行為的缺點就是缺乏分寸感，報復起來不擇手段，事實證明，你能對暴政採取什麼手段，你對你的朋友也會採取什麼手段。你口口聲聲要和我做朋友，我很清楚我們根本不會成為朋友，因為你是革命者我是反革命。我是要釐清個人權利、公共權力、他人權利的人，革命者就是要模糊這些權利的人，我們怎麼是朋友呢？
我認為，自由民主憲政的精髓在於西方的法治源流，西方的法治源流在於西方的精神內核，那就是基督文明。1921年以來，北京的知識界皈依基督教的人越來越多，這種現象讓我振奮。你給人的第一印象就像是那種隨時要戰斗的公雞。我希望你也能看看聖經，讀讀聖經方面的讀物，重新梳理自己的價值觀念，也許會有很大的改變。那個時候我看到的就是一個舉止得體、做事有分寸、儀態從容的魯迅，而不是現在看到的內心堅硬、冷酷的魯迅。那樣的魯迅看起來可能不是那麼哥們義氣，不那麼豪爽，但是這才是假小人、真君子，才值得信賴和交往，那個時候我才有可能成為朋友，現在你我絕對不是。
上帝會愛你，也會給你時間改變你自己，我真心奉勸你一句，放棄你的那種革命理想和流氓手段，就是統治者對你再殘暴也要堅守人倫底線，亮出君子風范。那種革命者內心是恐懼的，沒有安全感的，也是沒有力量的，會處處碰壁的。

胡適即日

胡適先生：

你好,來信收到，很驚奇你依然不辭辛苦寫下文章來感化我這樣一個冥頑不化的異類（對你們而言），如果這也算是基督徒先定的傳播義務，我首先表示我分量極輕的敬意。長時間的沉默使我生疏於內心想法的表達，一定意義上文字是寫給那些可以認識文字的人的交流方式，而人類歷史很多進步的原因是行動。實事求是的講，我最近陷入了一種精神危機，但絕對不是你秉持的那種遠離上帝的痛苦，我為我自己作為人的荒謬本質感到絕望，這不是上帝和神仙所能解決的，因為在我的世界中，上帝已經死了。我不計劃和你爭論信仰的問題，那不是我們所可以說清楚的，我不行，你 胡適也不行。

我計劃回信沒有表明我們互相認同的企圖，我也不會以悟道者的優越感說教別人，我只是想就你信中以及曾經交往過程中的感受回敬你，以此證明人格的獨立和尊嚴。

是不是革命者和作不作革命者是兩個概念，被人們理解為革命者從而內心感到不安和一個反動政府緣自內在結構的卑鄙但又希望被別人認為高尚，在邏輯層面上一致。反對革命的理由如果是革命手段本身的殘酷尚容易理解，如果從人類本身的精神領域出發反對革命的崇高目的，那就不容易理解了。如果所謂的改良主義依託那種明哲保身的投機心理並計劃從他人的赴死豪情進程中搭一搭便車，那就是混帳不齒之徒。要不然連一個教唆的說法都夠不上。

研討結束後的聚餐我諷刺了李四光先生的所謂自我革命論，張伯聲老師說我把革命的定義限定的太小了。看來，革命還有反革命、假革命的困擾之憂。那就你的外在行為以及你公開發表的言論出發，也許的確讓我把你當成了一個超越成本收益的個人計較為改變這個不合理體制努力的革命者，至少你還算不錯的文風本身說明了你遣辭造句的反對者氣魄。這樣公然發表的聲明不是希圖揭露真相喚醒世人的麻木，那又是可以用沽名釣譽能來解釋的嗎？試問一句？那些被打壓凌辱身陷囹圄而始終無悔的的革命志士們是一個改良二字可以說的過去的嗎？你沒有失去過自由你沒有被人侮辱摧殘，你就沒有資格來限定改良和革命二者的分野。順便強調一句，我認為的革命者是超越成本收益經濟學分析為改變這個不合理制度竭盡綿薄的人們，不是權術傾軋不擇手段的同義詞，你不要曲解我的定義，更不要為自己謀利行徑感到慚愧的同時借題發揮否定什麼革命對歷史進步的意義。進而對我人身攻擊，把流氓與革命者和我等同。我針對你的一些作法其實跟革命無關，我是在維護我的人格尊嚴和我的權利。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應當用你的寬容博愛來感化我；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在別人傷害你的同時是保持隱忍。可你沒有。也許你還不是一個徹底的基督徒。你的內心還有恨、還有抱怨。你的基督信仰只不過是在你體驗了和普羅大眾同樣的所謂沉淪墮落時尋求解脫或者說平衡的一種手段，你看，上帝也在笑你。

以下簡單一些吧：人人生來平等，在你的言談舉止中經常彌漫的一種別人輕易不會察覺的優越感，而我是天生反感的，是不是反對暴政成了一些人的特權，你自我解嘲的把自己定義為「小資」，可你還要作先知狀並不停的誤導你的朋友用革命者的光環套在你的身上、接受他們對你的頂禮膜拜。如果你想掙錢發財那你就作一個商人，如果你想作一個正義人你就遠離商業圈，如果你要作基督徒你就遠離名利場，而不是惱羞成怒的在內心深處為自己不道德行為感到內疚的同時遷怒於革命兩字，試問，你的懺悔是在作完了連你也不能自控的不道德行止之後呢？還是為自己可能會違反上帝的規勸先自我解脫。其實，上帝死了。我相信這個時空存在一種力量非人類所能理解，但幻出一個人格化的上帝來引導人類，只從側面襯出人類的無助。人類的荒誕存在是沒有絕對意義的。再次強調，信仰基督和中國實現法治沒有必然聯系。希望中國人全部信上帝和希望官員守法富人行善一樣艱難。並且，實現法治是群策群力的一個過程，不是一個人一群所謂文人的專利。自由讀書的的心態更讓我容易到達頓悟的彼岸 ，如是，我堅持，信仰所至殊途無妨同歸。不知閣下以為何如？知識分子的意淫勉強可以歸為革命的范疇，蠅營狗苟於銅臭小利卻使我不齒。

⑶ 跪求關於中國教育

我們的教育曾經很偉大

張伯苓，是我國教育界的阿基米德。
他以為，給他一個支點——教育，就能救國：「我認定救國在教育」，「解決世界大難題，要在教育」。

當思想界高舉主義大旗，使民主與科學政治化時，他卻在社會化與實業化的教育中將它們坐實，他說：「教育事業，(乃)強國之最善股票。」

股票是產業化的，要向社會發行，以實業支撐。向社會發行，使教育社會化；以實業支撐，使教育實業化。社會化，使教育獨立；實業化，使教育自立。

教育的獨立和自立，就是張伯苓救國的「阿基米德」點。民主與科學，在此「支點」上，方能啟動。南開新私學，便是一次「啟動」的實驗。

「我不是乞丐」
為了使教育獨立，張伯苓放下一切，去「行乞」。

建校之始(1904年)，有邑紳嚴修(字范孫)、津商王益孫，每月助銀200兩啟動。加以范孫先生的聲望支持，伯苓募捐，較為順利。

邑紳鄭菊如先生，捐(天津)城西南之窪地十餘畝，作建校用，津人稱窪地為「開」，故名「南開」。新校建設費，得前大總統徐世昌等人捐助，共計銀2.6萬兩(徐世昌與嚴范孫為同科舉人)。袁世凱捐助1萬元建禮堂，故以其字命名，曰「慰亭堂」。

學校擴大，開支增加，徐世昌增捐每月銀200兩，嚴修兒女親家、直隸提學使盧木齋撥公款助經常費月銀百兩。不久，徐世昌、王益孫因戰亂停捐。嚴家產業亦受上海「橡膠股票」牽連，停了捐款。提學使傅沅叔(編者註：傅增湘字沅叔)先生，將兩所中學，歸並南開，兩校經費，年銀8000兩，亦撥給南開使用，可學校卻要改稱公立南開中學，不過，仍歸私人經營。

當時，公私之分，以「集資公款名為公立中學，一人出資名為私立中學」。伯苓致信范孫先生，言南開中學，因私捐一時斷源，只得暫蔽公款之下。范孫獲悉，遂挪借各種款項，維持南開學校日常費用，留下私學一脈。新私學，雖時有困窘，人多助之，而終歸無恙。自設南開大學動議一出(1918年底－1919年初)，徐世昌、黎元洪等，就特予贊助。又擬募集基金130萬元，按月利五厘計，以維持大學每年經常費。嚴、張二人，旋即南下，至南京，晤津籍江蘇督軍李純(字秀山)，以籌款事奉托。此次南下，遍訪各省軍民長官及教育當局，集大洋8.5萬余元，聊敷開辦之用，可大學之經常費用，仍無著落。

於是，伯苓二次南行，代范孫先生，重訪李純。因李純病重，未能謀面。他使人轉告，前所囑籌集基金一事，毋慮，盡可寬心離去，他自有辦法。伯苓返津，不及兩周，李純因病魔自戕。

其遺囑，以家產四分之一50萬元，捐給南開大學作永久基金。以民國元年公債280萬元兌付，經由財政部抵換六厘公債，實收入87萬元。合計，可得月息6500元，與開辦之初經常費之預算吻合。基金依議啟動，可伯苓未稍懈，又引來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該基金會欲捐助我國兩所私立大學，經考察，確定捐資對象為東南大學和南開大學，捐資數目各25萬元，要以本國配捐一半為條件。

伯苓方為難時，袁世凱的嬸嬸袁太夫人聞之甚急，即命其子袁述之認捐。當年，嚴修為袁世凱抗辯未果，憤而辭官。袁感銘於心，東山再起時，即贈一筆款與嚴修，盛情難卻，嚴修即以此款入股他的造胰公司。後來袁家敗落，其子女生計多賴此款維持。袁家感激嚴修，大凡南開之事，都積極參與。

「思源堂」，為南開實驗樓，樓下為物理實驗室，中為生物實驗室，上為化學實驗室，也是袁太夫人捐銀10萬元建築的。故「思源」亦有「思袁」之意。

1923年12月，在袁太夫人的追悼會上，伯苓慨言：「袁太夫人所受教育，本無一般新女子之多，然其教育子女服務社會之精神，則或為一般婦女所不及。現代女子其所受教育之機會，既遠多於袁太夫人，苟能獲得袁太夫人之精神，則中國將來何患不強？」(《南開周刊》，第79期)

袁述之稟慈命，捐了7萬元。此數，雖不及一半，但伯苓終於敢應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條件。自洛克菲勒基金進校，校園內，一派建設氣象，各項設施，多於此時興建。
中華教育基金董事會派員來調查，以南開中學成績優異，給予補助1.5萬元，又議決，3年內撥助大學10.5萬元，擴充理科，後又加撥6萬元。

盧木齋個人捐資10萬元，建南開大學圖書館。張學良亦認捐南開大學基金20萬元。原大學公助經費，由河北財政特派員公署按月付洋2萬元，公署取消後，改由財政部自中央銀行按月撥付，此項經費，亦為學校經常費主要來源。至此，南開系列學校，各部經費來源，基本趨於穩定。

值得注意的是，民國時期北洋政府對於新私學的支持。教育要獨立，除了爭取國內外各種社會資金的支持，還要政府支持，尤其是政府從專制向民主過渡，或以民主的名義執政時，可以因勢利導之。
學校發展了，經費問題仍令人忐忑，伯苓依然如老僧托缽。他說：「余為學校籌款，常因不成而不豫」。談到「不豫」的尷尬，嘆曰：我不是乞丐。

「糞水」與鮮花
南開，這朵新私學的鮮花，總算綻開了。開在「寓公」文化集散地、北京的政治後花園———天津。所謂「寓公」，是指北洋政府時期，那些來自北京的下野軍閥政客和清朝皇室宗親以及各式各樣的遺老遺少。他們隱居在天津租界，看似賦閑在家，過著富有而閑淡的生活，暗中卻依舊操縱北京政局，影響天津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他們的屁股坐在天津，眼睛盯著北京。

「寓公」們，與范孫先生人脈很深。伯苓在他們之中募捐，如魚得水。南開大學成立時，江蘇督軍李純的祝詞，就提到了他們：「自兩先生計劃書出，黎前總統、馮前總統、徐大總統、曹督軍、閻督軍、孟督軍、陳督軍、曹省長莫不起而贊成。純亦勉趨其後。」(李純：《南開大學正式成立祝詞》，《校風》第131期，1919年11月27日。)對南開，他們沒有介入政治情感，不以個人傾向，作為交換條件伯苓先生以南開這片凈土，喚醒了他們的人格尊嚴和社會責任感。據初步統計，以大洋計，軍閥對南開的捐助，前後有150多萬元。

當許多國立大學和政府機構，都由於缺乏地方和國庫的正常資助出現財政困難的時候，南開卻能通過捐款收入、基金捐贈和私人資助維持局面。

可青年學子卻不以為然，他們勸張校長「不要軍閥的臭錢」。每遇此，他都坦然一笑，說：美好的鮮花，不妨由糞水培育出來。這比喻，有失公道，卻亦無奈。軍閥的名字，似乎總與戰亂相系，被我們的歷史觀封存起來。今天，我們不妨揭開封條，回顧一下歷史，然後回答：為什麼在北洋政府的治下，興起了民主與科學的新文化？

北洋惟有軍政，軍政沒文化，反而能兼收。南京有黨治，黨治有黨文化，必然要兼並，使文化意識形態化。因此，黨治之下，文化退化。試以蔡元培為例，他在北洋政府治下的北大，是教育家和思想家；在南京政府治下，官當得很大，堪稱黨治要員，可還算個教育家和思想家嗎？

放在這樣的視野里來看北洋時期的文化，就能看到另一面。例如，同樣對南開新私學的支持，北洋政府讓南開中學暫蔽於公款之下，條件一成熟，就讓它私有化，而蔣介石卻要將南開大學收歸國有。一是不自覺地支持了教育獨立，而另一卻有意取締之。就像當年請蔡元培任大學院院長一樣，蔣介石請張伯苓出任考試院院長；正如當年用黨化手段廢了蔡元培的自由思想，他想用官本位廢了張伯苓。

可伯苓先生卻「厭談政治」，他的政治理想，是先辦實業，後談政治。從實業中拿錢出來，去辦政治，不是從政治中拿錢出來，去買議員。這種先實業而後政治，就是他的政治夢。他拿軍閥的錢，獨立自主為國家培養人才，難道不是政治？

南開的「天之道」

南開學校經費來源，共有10項，其中5項，為自營收入。募捐與自營相結合，造就了教育獨立的實體及其實業化辦學模式。這一模式，代表了近代教育向現代教育轉化的趨勢。

1925年，教育部特派員劉百昭到南開視察，結論雲：「就中國公私立學校而論，該校整齊劃一，可算第一。」伯苓走四方，乞天下財，求教育獨立，更以自營，謀教育自立。南開第20年度經費收支狀況表，將學校收入款項分為5大項，其中3大項為自營收入，這一年的租息及雜項收入，竟然超過學費收入的三分之一。

自南開中學成立之日起，學費就是學校的主要收入。由於生源充足，學費居高不下，伯苓先生坦言：「吾嘗聞人謂本校為貴胄學校，此語誠非過當。」但南開兼容貧困學生，以「試讀生」養免費生。「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試讀生」可以不經考試入學，但學宿費要加倍。試讀一年，考試及格，轉為正式生，不及格者，要重新交費，才能續讀。學費雖高，但南開卻沒有靠學費來贏利，而是使學費收支平衡。

其時，國內許多私立大學，都是靠學生的學費來維持的。如北平民國大學，生源多為投考國立大學的落榜生，人數頗大。還有一些大學，則別有用心，被伯苓先生一語道破：「大多數乃專為欲分潤各國將退還我國之庚子賠款。」這樣一哄而起辦私學，想發國難財，當然好景不長。教育獨立，此為近代化理想，教育自立，則為現代化要求。南開新私學，從追求近代化理想，到適應現代化要求，走了一條實業化的路。

「大工廠」之定位

論中國近現代教育，有兩人並世而立：蔡元培完成了中國傳統教育近代化的轉換，張伯苓則開了中國近代教育現代化的先河；蔡元培使中國近代教育超越了傳統政治文化，張伯苓則為中國現代教育探索了實業化道路。

他們留下了兩筆寶貴遺產：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傳統和張伯苓的實業化的教育路線。

何謂實業化教育路線？伯苓說：外國學校如大工廠，學生如工廠之出品。學校視社會需要而定教育方針。也就是教育為體，實業為用。

學校管理，採用企業通行的董事會制，九名董事，統管大學、中學兩部，校長由董事會聘任，大學部、中學部各設主任一人，由校長推薦，董事會批准。董事會職權，為籌募經費，議決預算，審查決算。學校章程制定及變更，由董事會決議通過，發給學生畢業證書及授予學位，也由董事會決定。

以此為模式，南開大學下屬各院、系、所，亦自籌經費，自設董事會。捐資創辦南開者，如嚴范孫、徐世昌、王益孫、范靜生、李秀山等，都做過校董，李組紳、范旭東等大商家，也曾為院系所之董事。此外，還有一部分學界和社會名流，以其名望和經驗，任南開校董，如蔣夢麟、胡適之、丁文江、陶孟和、吳達詮等，如企業之獨立董事。

以實學培育國家「財力」
南開大學的學科建設，是實學化的。
南開的「土貨化」思想，除了洋為中用，還有就是實用。實用之學，當然就是「實學」了。伯苓先生道：「文以治國，理以強國，商以富國」。這就是他的「實用主義」的救國抱負。

大學擴充後，改文、理、商三科為三院，分設歷史、政治、經濟、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商學、會計、統計、銀行等11系。不久，原來文學院的經濟系發展為經濟學院。而文學院下，又增設了英文系、政治學系、哲學教育系；經濟學院，則開了農業經濟系、工業管理系、運輸學系、經濟史學系、統計學系、經濟研究所等。理學院也增加了醫學系、電機工程系、化學工程系。

這樣的學科設置，偏於實用，培養的人才也趨於實用。伯苓在美國發現：他們最大的發達，就是財力。因此，他認為，教育的目的，就是為國家培養「財力」。而他的每一個學生，都理應是國家的一份「財力」。

從理學院到工學院，理科教育越來越「財力」化。從文學院到經濟學院，文科教育也趨於「財力」化。那時，我國教育仍在近代化中，對於實業化教育路線，批評者多。有人說，「南開大學有文科而無中文系」，是因為「張伯苓自己文筆不通」，南開「不注重中文」，使得「整個學校鄙俗不堪」，沒有文化。有人說，「張伯苓以實用為科學的重點，是把科學從崇高的地位拖到塵埃。張伯苓只配做一個職業中學的校長，不配做一個大學的校長。」

果真如此嗎？顯然有誤解。南開欲立「東方文化研究所」，梁啟超要牽頭，惜未辦成。范孫先生曾訪李叔同，請他主講國學，亦終未出山。至於所言「科學」者，就更是「不見泰山了」。我國私立大學，辦理科者本不多，因為理科「不經濟」。可伯苓先生卻認為，理科是基礎，不僅科學思想的興起，對傳統文化的改造，要靠理科，而且將科學思想轉化為「財力」，也要靠理科。
正是在培育「財力」這一點上，民主與科學思想被他坐實了。

南開「貨」
南開最大的「財力」，還是學生。
伯苓戲稱學生為「貨」，對南開「貨」，他有信心：南開「工廠」造人才，在社會上有用，前途就很大了。「塘沽永利(永利制鹼公司)、久大(久大鹽業公司)已經承認我們的貨了。」「我們南開工廠造人才，本地銷路少，別處多銷也好。」「充實我們的工廠，造就學生到各處去。」

為此，他親自推銷，為他的「貨」開拓市場。華西公司聘他為董事，他欣然同意，「為的是銷銷大學、中學的貨」。他的「貨」有成長性：「若干年後長起來，我們的貨更容易銷。」他呼籲：「造就學生到各處去，特別是西南！」

在一次開學典禮上，他說：新來的學生很多，為什麼來？不是要點什麼嘛。要什麼？要職業，南開「貨」，十成里有九成以上都就業了。化工系學生，畢業時，「每人皆有選擇兩三個職業的機會」。而商科畢業生，因南開對「工商以及銀行界之貢獻，可謂非常之大」，所以，「每年南大畢業生，特別是商科的，在畢業前，即已應聘一空」。這樣緊俏的南開「貨」，質量究竟如何呢？

著名物理學家吳大猷說，中央研究院六任院長，有兩位是受南開教育的。民國中央研究院選舉中國第一屆院士，81人中就有南開9人：姜立夫、陳省身(數學)，吳大猷、饒毓泰(物理學)，殷宏章(經濟學)，湯用彤(哲學)，李濟(考古學)，蕭公權(歷史學)，陶孟和(社會學)。後來在台灣被選為院士的又有梅貽琦等人。這樣的「貨」，豈止是「財力」？簡直就是國寶。

民主化的「不倒翁」
伯苓自喻為「不倒翁」。「非不倒也，倒後能復起也」。
「復起」靠什麼？靠民主。訪美時，他發現教育的第一要義，是民主。遂與范孫先生一起，於南開內部，行股東民主制。南開以私立興學，投資者為股東，而有南開「人民」資格。伯苓曰：「徐菊人先生雖為總統，終為本校舊校董，亦系一人民資格。」「人民」，在這里，是有限性的，不再「無窮大」了。

南開新私學，即從股東民主制入手，行漸進之民主。先行股東議事之民主，次行教授治校之民主，繼而行學生自治之民主，待學校民主制建設完成，再從學校擴大到社會各界，推進至國家政府。此為我國政治民主化的實用主義的實驗方法。而伯苓先生倡導的股東制的「民」，首先是投資者。他歡迎這樣的「人民」，成為南開的「民主」———「東家」。那時，私立學校紛紛落馬，而南開不倒，就在於民主化。他希望南開的「人民」越多越好，「人民」多了，才能不倒。

伯苓先生高舉「私立民有」的旗幟，每遇危機，都以民主化險為夷。當范孫先生以一人之財力私立南開時，就從未將南開據為私有，當伯苓先生恭稱范孫為「南開校父」時，不僅以創始者言之，更以民主化言之。伯苓言：「私立學校不是私有學校。」此語，不僅發自他們內心，而且立為南開新私學的宗旨。(附註：據陳明遠先生研究：1900年1銀元的購買力，約合今人民幣70元；1911年1銀元約合今人民幣50元；1926年1銀元約合今人民幣40元；1936年1銀元約合今人民幣30元。)(P1156591)

嚴修
嚴修，字范孫，津籍，光緒十年(1884年)進士。歷任翰林院編修、貴州學政、學部侍郎，清末憲政失敗後，辭官，不再從政。他以為，新政難以治國，不妨先做「齊家」實驗，南開新私學由此一念誕生。經「庚子事變」，新政又起，袁世凱受其影響，聯絡張之洞等，請廢科舉制，而終於成功，遂請他督學直隸，適逢袁、張二人入閣，欲行君主立憲於中國，故請嚴修署理學部。嚴修借鑒日本經驗，立學制，建學校，編教科書，定教育方針，為我國近代教育開山。

辛亥革命後，袁世凱幾番請其襄助國事，尤以教育部長一職相請，以取代蔡元培，為嚴修婉拒。五四運動起，北洋政府欲以他取代蔡氏任北大校長，又拒。
嚴家南北兩支，北支在京東行鹽，南支在寧波、上海開錢庄。嚴家錢庄崩潰後，波及鹽業，嚴修整頓家族產業，使之向近代工業轉型，此後嚴家投資，多轉向實業。故其辦學之宗旨，倡導實業化之實學。

張伯苓
張伯苓，名壽春，以字行，津籍，基督徒。曾學於北洋水師學堂。肄業後，被派往北洋水師實習，適逢甲午海戰，親歷戰敗，屈辱之餘，決定退役。很多年以後，他還在慶幸：真萬幸遇到嚴(范孫)先生，……嚴先生可以說是今之聖人。他決定追隨范孫先生，創辦新私學。畢其一生，先後創辦了私立南開中學、南開大學、南開女子中學和南開小學等，任南開中學、大學校長44年。

為籌辦南開大學，伯苓先生親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修教育學，同胡適一樣，他有幸成為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大師杜威先生的弟子，胡適把實用主義用於學術研究，他把實用主義用於辦學。實用主義的精髓，其實就是胡適的那句話：少談主義，多研究問題。這是針對做學問而言的，而對於做事的人來說，多研究問題是不夠的，還要能解決問題，張伯苓就是解決問題的人。

解決問題談何容易？所以，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教育。

⑷ 民間私人掏錢創辦的南開大學，為何變成了國立大學呢

南開大學是中國為數不多的百年名校之一，百年來桃李滿天下，創造了無數輝煌，成為與北京清華大學、上海復旦大學齊名的頂級名校之一。

現在的南開大學，由教育部直管，屬於副部級建制。其實，南開大學在創建之初，是由民間私人自掏腰包而成，是一所私立大學。

眾所周知，南開大學的辦學經費一直都非常緊張。從1930年開始，國民政府對南開大學多次撥款予以支持。1938年，張伯苓向國民政府求援，獲批8萬元辦學經費，解決了燃眉之急。1945年抗戰勝利後，南開大學將遷回天津，這需要一大筆復校經費，張伯苓根本就拿不出。國民政府慷慨解囊，在遷移經費之外，給南開大學單獨拿了8億元（北大10億元，清華12億元）。

然而，國民政府拿出這么大一筆錢，不是白給的，而是要將南開大學從私立變成國立。張伯苓還是太天真了。為此，南開大學教授、南開大學校史與地方史研究專家梁吉生有一段很經典的評論："張伯苓做了種種努力，終究未能實現南開大學的私立願望。教育家的天真理想，自然抵不過政治家們的聰明'運作'。"

1946年，當南開大學從雲南昆明遷回天津後，改名為"國立南開大學"。從此，世上再無"私立南開大學"。

⑸ 張伯苓的品格

教育公心和坦盪「教格」。

張伯苓，教育家。天津人。1895年畢業於北洋水師學堂。1898年在清末翰林嚴修的家塾教授「西學」。1904年在嚴修倡導與主持下籌辦私立敬業中學堂（1907年改名私立南開中學堂）。1919年創辦南開大學。後又相繼成立南開女中和南開小學以及重慶南開中學，並任南開各級學校校長。歷任天津基督教青年會董事長、北京清華學校教務長、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董事長、教育部教育委員會常務委員、全國體育協進會董事長、歷屆全國運動會總裁判。抗日戰爭時期，任國民參政會副議長、西南聯合大學常務委員。1946年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授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1948年任國民黨政府考試院院長。畢生從事教育事業，注重教育改革，強調教育要適應中國國情，要德、智、體、美等四育並進，尤重愛國主義教育，積極培育救國人才，對我國近代教育與體育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⑹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的組織領導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舞蹈協會表演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第一屆董事選出十五人，公推名譽會長張伯苓，主席董事王正廷，並聘沉嗣良為名譽主任幹事，蔣湘青為幹事，當時因經費無著，先借上海申報館為會址。民國十四年五月籌備參加第七屆遠東運動會，又改借聖約翰大學辦公。
根據當時體育協會章程，每兩年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改選，但因受時局影響，多年未能照辦。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十日第五屆全國運動會在南京舉行，歸於中央政府主辦。十四日體育協會召開第二次全體代表大會，根據民國二十八年八月三十日常務董事會的決定，產生代表，按照全國運動會辦法，以省、市、特別區及華僑體育團體為單位，出席代表三十二人，修訂會章，改選新董事九人，張伯苓當選會長，王正廷為主席董事、沉嗣良為名譽主任幹事，其餘董事有袁敦禮、郝更生、高梓、吳蘊瑞、馬約翰等。
民國二十三年六月，體育協會借用美國洛氏基金會法租界運動場會所期滿，改租申園足球場辦公。民國二十四七月租約又滿，因西人足球會組織解散，體育協會獨資租用申園，又改造跑道及籃球館等，雖然不及法租界的場面，但在地價很高的上海市，已是難能可貴了。
第六屆全國運動會於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十日至二十日在上海舉行，體育會在十一日召開第三次全體代表大會，根據第二次修訂的會章，將會長名義取消，主任幹事改為總幹事，董事名額增為十五名，當選主要負責人仍為張伯苓、王正廷、沉嗣良。
民國二十五年第十一屆奧林匹克運動會在德國柏林舉行，體育協會發起組織了一個「中國體育考察團」隨奧運代表團前往觀摩，同行的還有一個「國術表演團」。代表團及國術表演團共有七十八人，由王正廷任總領隊。

⑺ 嚴復是干什麼的

北大第一任校長，並翻譯了達爾文的《物種起源》，首次在中國提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⑻ 張伯苓是不是南開的校長，南開一共經歷了幾位校長了

張伯苓：1919年至1948年
何廉(代)：1948年至1957年
楊石先：1957年至1969年、1979年至1981年
臧伯平：1978年
滕維藻：1981年10月至1986年1月
母國光：1986年1月至1995年8月
侯自新：1995年8月至2006年5月
饒子和: 2006年5月至今

1950年9月生於江蘇南京，1977年畢業於中國科學技術大學，1982年獲中國科學院研
究生院碩士學位，1989年獲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博士學位。現任清華大學教授，中國科學
院生物物理所所長、學術委員會主任，生物大分子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

他主要從事與重大疾病或重要生理功能相關的蛋白質三維結構、功能以及蛋白質工程
與創新葯物的研究。在《Nature》上發表了艾滋病毒基質蛋白SIV-MA的晶體結構，首次提
出HIV及其家族分子的裝配模型；在《Cell》上發表了HumanFIX EGF-like Domain與Ca++
結合復合物的結構與功能研究結果，揭示了該分子的生物學機理；在JBC上發表了IgA受體
-CD89的晶體結構研究成果；SARS期間，饒子和研究組成功地解析出第一個SARS病毒的蛋
白質-3CLPRO及其與抑制劑復合物的晶體結構，為抗SARS葯物的發現奠定了重要的結構基
礎，論文在《PNAS》上發表。作為首席科學家或項目負責人承擔並主持了包括國家「973
」、「863」、「重大專項」、「自然科學基金」在內的多項重要科研項目，取得了重要
成果。迄今，他的研究組已系統地表達出234個與人類健康密切相關的重要蛋白質，解析
出50多個重要蛋白質的結構，在包括Cell，Nature，PNAS，JMB，JBC，JACSD等國際權威
雜志上發表學術論文100多篇。

饒子和教授目前擔任中國生物物理學會常務理事兼分子生物物理專業委員會主任、中
國晶體學會常務理事兼生物大分子專業委員會主任。並擔任包括 「Biophys.J.」、「FE
BSLET」、「Acta Cryst D」在內的多種學術刊物的審稿人；作為組長或成員參加了國家
「973」、「863」和「自然科學基金」等多項國家重大科學基金的立項和評審工作；多次
應邀在重要國際學術會議上作報告；近三年以來，饒子和教授還作為主席成功地組織了第
一、二、三屆「清華蛋白質科學國際會議」。

⑼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基金會簡介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英語：China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Ecation and Culture，原名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簡稱為中基會）成立於1924年，是以促進中華教育與文化事業為宗旨的財團法人。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是20世紀20年代用美國退還的「庚子賠償」建立起來的一個民間文教機構。基金會董事會的中方成員大都是中國科教界的傑出人物，他們利用穩定的基金來源，投資發展中國的科教事業，加快了中國科教現代化的進程。
庚子賠款之後,美國出於對華門戶開放政策考慮,先後兩次退款於中國政府,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便是當時美國退款的歷史產物,並設立專門機構管理退款.1925年,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與中國教育部協商訂約,決定合辦國立京師圖書館。之後依教育部令,京師圖書館改為國立京師圖書館。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 科教現代化 庚子賠款 民間機構 中國 董事會 職能 投資 圖書館 科學家。
北京政府批准設立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
1924年9月18日，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在北京外交大樓召開成立大會，推范源濂為會長，孟祿為副會長。該會的主要任務是負責保管、分配、使用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基金會由顏惠慶、張伯苓、郭秉文、蔣夢麟、范源濂、丁文江、黃炎培、顧維鈞、周詒春、施肇基10人及美籍人士孟祿、杜威、貝克爾、噶理恆、白納脫5人為董事，聯合組成董事會。
1924年5月21日，美國總統柯立芝批准交還中國庚子賠款余額議案，並由美國國務卿休斯照會中國駐華盛頓公使施肇基，將悉數退還庚子賠款余額，並說明庚子賠款作為發展中國教育文化事業。
1924年6月24日，北京8校教職員、中華教育改進社1924年、北京教育基金委員會聯席會議發表宣言，聲明:庚款清償債務之後，全部用於教育，退還庚款的管理及分配使用，必須以教育界有資望、經驗，並為公眾所信仰者擔任。1924年7月24日，全國教育聯合會退還庚款委員會通電主張庚款應全部用於擴充教育及文化事業，堅決反對以其他理由垂涎攫取。在全國教育人士的強烈呼聲下，於1924年9月17日，北京政府批准設立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