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聚興誠基金會

『壹』 北京前門地區的著名店鋪有哪些

前門大街地區北從前門箭樓起，南至珠市口附近；東從西打磨廠東口、西興隆東口、大蔣家（大江）胡同起，西至煤市街。這里店鋪多不勝數，而且涉及行業廣泛，著名的老字型大小也聚集於此。

前門地區的綢布店鋪有：謙祥益、益和祥、天有信、瑞林祥、瑞增祥、瑞生祥、福記、同義信、華繪、慶隆、裕順興、源隆祥、慶麗升、同信成、恆義昌、協成仁等。

帽庄有：馬聚源、盛錫福、森記、恆和等。

皮貨庄有：同義厚、忠興厚、罩茂祥、天興成等。

日用百貨店有：中興、億兆等。

鞋店有：步雲齋、萬慶齋、祥升齋、祥元齋、恆慶齋、寶華齋、武勝齋、天成齋、集升齋、廣升齋、內聯升、全升齋、步瀛齋、興隆齋、萬升齋、天源齋、天利齋等。

飯庄飯館有：福壽堂、天福堂、致美齋、泰豐樓、三盛館、同義樓、同興居、同興樓、天興居、會仙居、萬年居、晉陽居、豐澤園、一條龍、都一處、正陽樓、全聚德、便意坊、興升館，華北樓等。

干鮮果海味店有：通三益、景泉涌、東鴻順、長發祥、同聚成、崇興號、瑞義祥、義吉成、永生源等。

茶葉庄有：森泰、慶林春、正興、正祥等。

銀錢業和爐房有：正通、隆聚裕豐、源豐、興成、天聚豐、源和、隆茂源、德成、徐康、鴻慶恆、雲益、乾豐等銀錢業。

交通、鹽業、聚興誠、中率、金城、華孚等銀號。以及聚豐、德順等二十六家爐房。

另有合盛永顏料館，公興紙鋪和敬記紙庄，永增軍裝局，正明齋餑餑鋪，合香樓香蠟鋪，六必居和天章涌醬園，萬昌錫器鋪、三山齋、寶豐齋眼鏡店，永安堂、慶熙堂和長春堂葯鋪，裕興昌估衣鋪以及由上海遷京的老字型大小正興德等。

『貳』 天津市聚興誠金屬材料貿易有限公司招聘信息,天津市聚興誠金屬材料貿易有限公司怎麼樣

釘釘企典 數據來源：以下信息來自企業徵信機構，更多詳細企業風險數據，公司官網，公司簡介，可在上面進行查詢，更多公司招聘信息詳詢公司官網。

• 公司簡介：

天津市聚興誠金屬材料貿易有限公司成立於2009-03-30,注冊資本null,法定代表人是孫飛,公司地址是河東區富民路114號（1058號）,統一社會信用代碼與稅號是91120102684743285U,行業是金屬及金屬礦批發,登記機關是天津市河東區市場和質量監督管理局,經營業務范圍是鋼材、建材、金屬材料、裝飾裝修材料、五金交電、機電設備、塑膠製品、金屬製品、日用百貨、辦公用品批發兼零售。（國家有專項、專營規定的按規定執行；涉及行業審批的經營項目及有效期限均以許可證或資質證為准）,天津市聚興誠金屬材料貿易有限公司工商注冊號是120102000044015

• 分支機構：

• 對外投資：

• 股東：

孫飛,出資比例0.0%,認繳出資額是70.0萬

孫宇,出資比例0.0%,認繳出資額是30.0萬

• 高管人員：

孫飛在公司任職經理

孫宇在公司任職監事

孫飛在公司任職執行董事

『叄』 求徐悲鴻《巴人汲水圖》的相關資料。

0276 巴人汲水圖 立軸 設色紙本
作 者 徐悲鴻
類 別 中國書畫>繪畫
創作年代 1938年作
尺 寸 300×62cm
咨 詢 價
鈐印：徐、悲鴻、東海王孫、生於憂患
款識：忍看巴人慣擔挑，汲登百丈路迢迢。盤中粒粒皆辛苦，辛苦還添血汗熬。廿七年晚秋，隨中央大學入蜀，即寫沙坪埧所見。悲鴻。
題簽：（晏濟元題）徐悲鴻巴人汲水圖真跡。平元署。鈐印：濟沅私印
競投本件拍品，需辦理特別競買號牌。
說明：晏濟元題簽。
《巴人汲水圖》賞析
徐悲鴻先生的一生，是為中國藝術事業做出巨大貢獻的一生，他畢生以復興中國畫為己任，孜孜不倦的努力奮斗、刻苦鑽研，成為一位融中西、貫古今、取得獨特成就的大藝術家，他在藝術教育上的卓越貢獻，對中國現代畫壇的發展，具有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特別是徐悲鴻先生從1937年8月，隨中央大學遷重慶，繼續在中央大學任教，到1946年7月，由重慶乘「民聯輪」去南京，經上海到達北平，就任北平藝專校長，他在重慶一共度過了10個春秋。可以說，這10年是他藝術生涯中最重要的10年，完成了他人格和藝術的雙重升華，對中國人物、動物、山水畫的革新做出了巨大貢獻。尤其在人物畫方面，徐悲鴻先生以振聾發聵之聲，倡導畫家以人物為主，描繪現實生活、改變泥古不化，千山一面，畫中沒有人物活動的落後狀態。他身體力行，拿起如椽巨筆，繪制了很多銳意革新的傑作。諸如《巴人汲水圖》、《巴之貧婦》、《愚公移山》、《張采芹像》、《洗衣》等等。
《巴人汲水圖》是一幅真實記錄重慶人民辛勤勞作的藝術珍品，被譽為徐悲鴻先生最具人民性和時代精神的四大代表作之一。《巴人汲水圖》的創作成功，在當時社會上引起極大的反響，作品1938年展出時，即被譽為「五百年來罕見之作」。據廖靜文先生回憶「當時的印度駐華公使看過畫展後，亦為作品所感染，提出購買此件作品，由於悲鴻當時生活也非常拮據，於是才同意為他重新繪制了眼前這幅《巴人汲水圖》」。
徐悲鴻先生1937年因國難而流落重慶，而正是在重慶的艱苦歲月里，國難當頭的大氣候和民不聊生的現實生活，使這位本來就充滿人道主義思想的進步畫家，更深刻地體會到了人民的疾苦，甚至把自己融匯到勞動民眾之中。水是人類得以生存的第一要素，但在山城水卻來之不易。徐先生來到重慶，映人眼簾的第一道風景線即是一行行挑水的漢子，他們那吃力的步履和被水桶壓彎的扁擔，使畫家深刻地感受到那份生活的艱辛，和生活在這塊土地的重慶人世代相傳的抗爭精神。為此，被觸發了的畫家的創作靈感，在徐先生的頭腦里構造出一幅真實生動的巴人汲水的藍圖。
這幅《巴人汲水圖》在構圖上匠心獨運，使畫家的造型手段放射出奇光異彩。整個畫面十分奇特，高300厘米，寬卻62厘米，頗顯細高。但其懸掛起來，確與嘉陵江的百丈懸崖相一致的，使其場景更顯陡峭與驚險，上下百丈石階挑水的巴人閃爍著感人至深的華夏精神，在完美和諧的環境烘托之下給人以呼之欲出之感。
畫象以其高度概括的手法，將巴人傳統汲水的宏大場面，分解為舀水、讓路、登高前行3個段落，精心繪制了多幅草稿，描繪了男女老幼不同動作的7個人物。舀水，描繪一健壯的男子，僅穿著一條黑色的短褲，頭發雖已禿頂，但其身體強壯，匍匐著前身，右手緊握著一隻巨大的木桶提梁，從湍急的嘉陵江水中，迅捷而熟練的舀水。旁邊又一衣著襤縷的赤足婦女，低頭用力，正把舀滿的水桶，吃力地提到《巴人汲水圖》賞析
徐悲鴻先生的一生，是為中國藝術事業做出巨大貢獻的一生，他畢生以復興中國畫為己任，孜孜不倦的努力奮斗、刻苦鑽研，成為一位融中西、貫古今、取得獨特成就的大藝術家，他在藝術教育上的卓越貢獻，對中國現代畫壇的發展，具有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特別是徐悲鴻先生從1937年8月，隨中央大學遷重慶，繼續在中央大學任教，到1946年7月，由重慶乘「民聯輪」去南京，經上海到達北平，就任北平藝專校長，他在重慶一共度過了10個春秋。可以說，這10年是他藝術生涯中最重要的10年，完成了他人格和藝術的雙重升華，對中國人物、動物、山水畫的革新做出了巨大貢獻。尤其在人物畫方面，徐悲鴻先生以振聾發聵之聲，倡導畫家以人物為主，描繪現實生活、改變泥古不化，千山一面，畫中沒有人物活動的落後狀態。他身體力行，拿起如椽巨筆，繪制了很多銳意革新的傑作。諸如《巴人汲水圖》、《巴之貧婦》、《愚公移山》、《張采芹像》、《洗衣》等等。
《巴人汲水圖》是一幅真實記錄重慶人民辛勤勞作的藝術珍品，被譽為徐悲鴻先生最具人民性和時代精神的四大代表作之一。《巴人汲水圖》的創作成功，在當時社會上引起極大的反響，作品1938年展出時，即被譽為「五百年來罕見之作」。據廖靜文先生回憶「當時的印度駐華公使看過畫展後，亦為作品所感染，提出購買此件作品，由於悲鴻當時生活也非常拮據，於是才同意為他重新繪制了眼前這幅《巴人汲水圖》」。
徐悲鴻先生1937年因國難而流落重慶，而正是在重慶的艱苦歲月里，國難當頭的大氣候和民不聊生的現實生活，使這位本來就充滿人道主義思想的進步畫家，更深刻地體會到了人民的疾苦，甚至把自己融匯到勞動民眾之中。水是人類得以生存的第一要素，但在山城水卻來之不易。徐先生來到重慶，映人眼簾的第一道風景線即是一行行挑水的漢子，他們那吃力的步履和被水桶壓彎的扁擔，使畫家深刻地感受到那份生活的艱辛，和生活在這塊土地的重慶人世代相傳的抗爭精神。為此，被觸發了的畫家的創作靈感，在徐先生的頭腦里構造出一幅真實生動的巴人汲水的藍圖。
這幅《巴人汲水圖》在構圖上匠心獨運，使畫家的造型手段放射出奇光異彩。整個畫面十分奇特，高300厘米，寬卻62厘米，頗顯細高。但其懸掛起來，確與嘉陵江的百丈懸崖相一致的，使其場景更顯陡峭與驚險，上下百丈石階挑水的巴人閃爍著感人至深的華夏精神，在完美和諧的環境烘托之下給人以呼之欲出之感。
畫象以其高度概括的手法，將巴人傳統汲水的宏大場面，分解為舀水、讓路、登高前行3個段落，精心繪制了多幅草稿，描繪了男女老幼不同動作的7個人物。舀水，描繪一健壯的男子，僅穿著一條黑色的短褲，頭發雖已禿頂，但其身體強壯，匍匐著前身，右手緊握著一隻巨大的木桶提梁，從湍急的嘉陵江水中，迅捷而熟練的舀水。旁邊又一衣著襤縷的赤足婦女，低頭用力，正把舀滿的水桶，吃力地提到岸邊。讓路，描繪一頭纏汗巾，赤臂裸腿的男子，弓矩著身體，肩負著重擔，吃力地攀登著陡立而漫漫的石梯。旁邊應接石上，謙恭地站立著一位身穿長衫，把前擺挽在腰間，肩挑空擔的青年男子讓路，他身體微側，以同情與憐憫目光凝視著吃力攀登的挑夫。圖畫的上方，繪制了3位登高攀至江岸頂端的挑夫，他們爬完了艱險的陡梯，開始邁開大步，比較輕松地急行。
畫面段落之間，用江岸的岩石和層層的石階融匯貫通，石階和岩岸先用顏色加水墨，染出大的體面關系，再以墨線勾勒，頓現層層的整齊排列的岩石階梯，之字形排開，錯落有致。為了突出江岸的高與陡，畫家拉大了第二個畫面與第三個畫面的距離。背景的畫法比較突出，畫面中間留白更顯出石級的曲折，上半部畫一叢翠竹和幾枝怒放的梅花，翠竹用青綠一揮而就，梅花則先用盡情揮灑的濃墨在宣紙上繪出枝幹，再以白粉點出花瓣，清麗典雅，一塵不染，既映襯出江岸的陡峭，更使畫面色彩豐富。
人物是《巴人汲水圖》圖的主體，整個畫面突出物像的神韻，主題思想上寓意深刻，意義深遠。技法上，用西洋的畫法豐富中國畫的表現能力，肌肉部分稍加皴染，就在挑夫身上適當加強了筋肉體積感，突出人體的健勁有力，表現出勞作的繁重，使畫面的技法有較多的變化，構思、創意、技法等方面都充滿了新意。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詩言志，畫傳神之說。此畫畫畢，畫家略加思忖，信手題加七言律詩一首：「忍看巴人慣挑擔，汲登百丈路迢迢；盤中粒粒皆辛苦，辛苦還添血汗熬。」徐悲鴻先生對此畫的滿意還表現在把自我也融入了畫意之中，畫到站立在讓路石上穿長袍青年的頭部時，竟然繪上了自畫像。題詩後，落款寫：「二十七年晚秋，隨中央大學入蜀即寫沙坪壩所見。」畫家把個人、民族、時代、藝術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甚至把自己融於民眾之中，具有特別強烈的吸引力，這種雋永深長的畫外之意，令人怡情，發人遐思。
第一幅《巴人汲水圖》，徐悲鴻先生後來補題「靜文愛妻保存」，現存於徐悲鴻紀念館。此幅《巴人汲水圖》此後真的留在了重慶，其過程在這里就不一一贅述了，1998年在紀念藝術大師徐悲鴻誕辰一百周年之際，作品發表於1998年6月21日《重慶晨報》和《徐悲鴻在盤溪》一書。
徐悲鴻以《巴人汲水圖》實現了其中西融合的宏大抱負。他將綿延數千年的中國傳統繪畫，極具成果的引向具有現代精神的寫實，《巴人汲水圖》亦落定為中國現代繪畫的里程碑。
《巴人汲水圖》是中國美術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是任何中國美術教材不可省略的作品。如果讓我們從近代能夠傳世的繪畫中，再選出能躋身「世界名畫」之列的作品，無疑《巴人汲水圖》鶴立其中。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強盛帶動東方文化的日益彰顯，如同《巴人汲水圖》這樣的鴻篇巨制必將會在世界藝術品市場中與西方的大師名作等量齊觀。
現實主義國畫的最佳範本
——《巴人汲水圖》與徐悲鴻名作的研究略論
英銜
不必贅述那些與《巴人汲水圖》相關的極具傳奇色彩的故事，隨著歲月的積累，這些傳奇、背景惟一能帶給這件作品的只是它的小說魅力、增加其傳奇性神秘性，而不是其本來存在的藝術魅力和現實價值。事實上，這件在徐悲鴻個人藝術生命中及中國現代藝術史上都已經、並將繼續書寫其濃墨重彩的一筆、具有里程碑式重要意義的作品，不僅是徐悲鴻藝術生命中國畫寫生創作的巔峰之作，與歷史、世界上名畫比肩而立，同時也是現代藝術寫生創作的最佳範本。
《巴人汲水圖》的美術史意義最突出體現在其現實性。盡管是否需要或堅持現實性、需要多大程度的現實性一度是中國現代繪畫領域長期討論的話題，且一度被當時宣揚「為藝術而藝術」的藝術家們詆毀甚多，但誰也不能否認，在一個非常時期，尤其是在當時中國內憂外患交熾而戰亂頻仍的現實處境下，現實性具有無可比擬的社會影響力和號召力。關於這一命題，徐悲鴻創作於次年的油畫《放下你的鞭子》已經切實證明：在物質的方面，當時因該作而募集到的資金或可計算，而在精神的一面，由此而激盪起的愛國愛家、保國保家的熱情卻無論如何高估都不為過。
毋庸置疑，《巴人汲水圖》和《放下你的鞭子》顯然都是一貫鼓吹堅持現實性的徐悲鴻的現實主義傑作。但問題是，在一般人的認識里，《巴人汲水圖》和《放下你的鞭子》的社會影響力和號召力有一定的不同。關於這一點，需要特別說明。事實上，造成這種情況的，是兩個人力不可左右的原因：一是創作的時間節點和地點。《放下你的鞭子》是徐悲鴻1939年10月在新加坡籌辦畫展賑濟國難途中即興創作的，當時法西斯德國剛剛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不久，國際注意力都集中在戰爭之上，這樣，以反戰為題材的《放下你的鞭子》自然就受到特別、額外、嚴重的關注，正如畢加索的名畫《格爾尼卡》，時間和地點都掐得很到位；而《巴人汲水圖》創作於1938年晚秋，當時的國際形勢並不對中國抗戰有利，雖然德國國內動作頻頻，已對周邊國家虎視眈眈，但戰爭並未打響，英法奉行的仍舊還是綏靖政策，美國也並未有進一步的表示，因此，盡管當時國內情勢已經如火如荼，國際上確實有一部分注意力因為中國的抗日戰爭而聚焦於中國，但終究不能形成席捲全球的潮流。
另一即是採用的表現方式，《放下你的鞭子》採用的西方世界更易於認知和接受的油畫表現方式，有理由推測這顯然是徐悲鴻經過精心考慮而決定的；而受制於前一個客觀條件的影響，《巴人汲水圖》採用的是中國式的國畫表現方式。不妨做一個有趣的假定，將《放下你的鞭子》換成國畫寫生創作，而將《巴人汲水圖》換成油畫寫實創作；或者將前者置於重慶而後者置於新加坡，它們本身的能量及激盪起的能量其實可以推想得到。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當那個特定的歷史年代已經遠去，隨著時間的推移，投射、承載並凝聚於這兩件巨作之上的歷史重量——包括社會責任感和現實性——卻漸漸平衡。
我們可以這樣定義：《巴人汲水圖》是徐悲鴻國畫創作中現實主義作品的最高峰。這其實只要將其與徐悲鴻其它的經典國畫作品作一個簡單的對比即可知道。為人民熟知的徐氏經典國畫巨作，目前看，有如下數件：《田橫五百士》（1928-1930）、《九方皋》（1931）、《奚我後》（1933）、《愚公移山》（1940）、《九州島無事樂耕耘》（1951）等。毫無疑問，以古代詩文傳說題材入畫的前四件，並不具備現實性，而更多的是一種浪漫主義和新古典主義，這種表達方式與其法國老師達仰的作品更類似；而建國後創作的《九州島無事樂耕耘》雖然算是現實主義創作，實際上更多的則是體現了比較多的浪漫主義情懷，並非嚴格意義的現實主義創作。至於徐悲鴻那些以雄獅、駿馬、雄鷹等動物為表現對象的作品，雖然有現實的情懷在內，但基本上遵循的是中國文化中的「賦比興」傳統，更注重的是其比喻意義、象徵意義而不是其現實意義。就此而言，如果說徐悲鴻以《田橫五百士》、《愚公移山》及駿馬、雄獅題材作品為代表的創作是《詩經》中眾多的篇章，那麼，很顯然，《巴人汲水圖》就是惟一的《春秋》。
在《巴人汲水圖》創作的前後，當時的中國美術界產生了許多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的作品，如蔣兆和的《流民圖》（1941年，國畫）、司徒喬《放下你的鞭子》（1940年，油畫）、馮法祀《捉虱子》（油畫，1945年）等，乃至魯迅倡導下的新木刻運動中出現的江豐《碼頭工人》（1931年）、陳煙橋《拉》（1933年）、羅清楨《逆水行舟》（1933年）等，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徐悲鴻的《放下你的鞭子》。但如果以藝術性和現實性完美結合的標准來衡量，這些作品，除了《放下你的鞭子》可以與《巴人汲水圖》媲美外，其它人的創作並未達到一個相當的高度；甚至有一些絕對現實主義的創作，現實性確實非常充分，但藝術性卻非常匱乏，變成現實性的傀儡，甚至基本消失，因此，它們的作用充其量是煽動，而不是感染、感動。這種情況在當時的根據地內部更為嚴重。嚴格來說，這已經不再是藝術的范疇。
有意思的是，這件可以認定為中國現代現實主義國畫創作的最佳範本的《巴人汲水圖》，其300×62cm的形制，似乎不僅是徐悲鴻作品中惟一一見的，也是當時國畫作品中僅見的。
世代傳承的「巴人汲水」精神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國府西遷，重慶襟江背嶺，成為戰時首都。隨著全國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的轉移，許多軍政界要人和文學、科學、藝術、教育等諸多領域的名人，如郭沫若、冰心、巴金、老舍、臧克家、馬寅初、徐悲鴻、傅抱石、豐子愷等雲集沙坪壩區，沙坪壩遂成為著名的文化區，盛極一時，蜚聲中外。
1938年，先君悲鴻隨中央大學入蜀，住在嘉陵江岸邊的盤溪，每日過江至對岸沙坪壩中央大學為學生授課。目睹蜀中百姓的疾苦，疾筆創作了中國畫《巴人汲水》，對勞動人民的艱辛生活抱以深切的同情。在畫上他題寫了一首自作詩：「忍看巴人慣擔挑，汲登百丈路迢迢。盤中粒粒皆辛苦，辛苦還忝血汗熬」，詩文充溢著畫家對於當時百姓生活凄苦的同情和悲憤之情，也體現了他利用手中的畫筆為黎民寫照的歷史使命感。
八年抗戰期間是先君悲鴻公藝術創作的盛期，他以用藝術「為人類申訴」的准則作畫，留下了諸多傳世名作，如《巴人汲水圖》、《愚公移山》、《喜馬拉雅山》等等一系列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中油畫作品《放下你的鞭子》，更是在2007年拍出了7000餘萬元的高價。
《巴人汲水圖》描繪了當時重慶人民一個極平常的生活場景——汲水，當時百姓每日生活用水，都要從江中汲取，故而無論男女，為了生計，每天都要到河邊取水。他們挑著沉重的木桶，再裝上滿滿的水，沿著崎嶇陡峭的山路走回家去，有時甚至要往返多次。正是這樣一個再平常不過的生活畫面，觸動了藝術家敏感的心靈。畫中的竹林鬱郁蔥蔥，梅花也在怒放，這情景不但對畫面起到了很好的點綴作用，更是作者對於中華民族在嚴酷的歷史環境下表現出來的威武不屈的民族氣節的贊頌。
這件作品如今完好地展現在我們面前，同時也引出了一段曲折的收藏經歷。 1949年，新四軍幹部朱良跟隨部隊到了重慶。到重慶後，恰巧遇見了聚興誠銀行老闆的管家正在處理一批舊書畫，在一大卷古代及近現代字畫中，朱良唯獨看上了這幅《巴人汲水圖》。當時這位管家喊價160萬元，最後經過一番討價還價，講到120萬元。朱良留下10萬元訂金，商定3天後取畫。當時的朱良也沒有多少現金，急忙找到後勤部長。當時部隊正要給師級以上幹部分配一件蘇聯毛呢大衣，按級別朱良應得一件，但恰巧這批大衣數量不夠，朱良便主動提出不要大衣，希望換取120萬元現金。後勤部長同意了他的建議，用這120萬元，朱良如願以償地換得了這幅《巴人汲水圖》。
文革結束後，重慶收藏界、書畫界的許多老人，包括先君的好友晏濟元、蘇葆楨等畫家，都經常到朱良家中欣賞他所收藏的這幅《巴人汲水圖》。
1999年7月2日，我的母親廖靜文曾應邀請看到這件作品，她看過之後非常激動，並清晰地講述了這張畫的創作過程：先君悲鴻公在重慶期間創作了《巴人汲水圖》並舉辦畫展，當時的印度駐華公使看上這幅畫，希望重金購得。先君當時在經濟上緊張，還要救濟學生、辦畫展，因此又重新畫了一張。一件如今陳列在徐悲鴻紀念館，而賣給印度公使的，正是朱良收藏的這件。
2004年，在北京翰海拍賣會上，《巴山汲水圖》從800萬起拍，多位買家投入爭奪，最後經過數十輪換手，最後終以1650萬元成交，創造了當時徐悲鴻個人書畫拍賣的世界紀錄。
據翰海公司的工作人員稱，在這件作品的徵集上公司傾注了極大的心血，今年是北京文物公司成立五十周年，也正是由於藏家與翰海公司有著多年深厚的情感，這件本應子孫永保的作品才得以再一次展現在世人面前。
這件傾注了畫家和收藏家心血的畫作，在輾轉七十二年後再度呈現給世人，他所承載的已經不僅僅是一位畫家的藝術成就，而是一個時代的縮影，以及幾代中國人民族精神之火的傳遞，中華民族正是利用這樣看似原始的「巴人汲水」精神，將中華民族的文化世世代代地傳承下去。
2010年11月16日
徐慶平：徐悲鴻先生之子
中國人民大學徐悲鴻藝術學院院長
博士生導師
徐悲鴻紀念館副館長
我記得九十年代的時候，我到香港去參加一些活動，當時有一張我父親（徐悲鴻）的作品，是自畫像，畫的小人在古柏樹下，人很小但很真實，小人的頭比指甲蓋還小，當時那張畫拍賣到了九十九萬港幣，加上手續費已經超過一百萬元，這是當時中國第一幅超過一百萬元的作品，《民報周刊》特別為這件事情發表文章，中國畫超出了一百萬元，覺得非常了不起，《榮寶齋》還請我寫了一篇文章。2004年，我父親的這幅《巴人汲水圖》拍賣到一千六百五十萬元，那時感覺真的是天文數字了。而在今天，一千多萬已經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好像有很多畫都可以拍出這個價格。
這個情況告訴我們一個問題，中國藝術品它的價值及它所應該有的價值，是不是還有一個可發展的空間？我在西方住了比較長的時間，感覺到中國的藝術品、書畫作品在世界上都是獨樹一幟的，中西方雖有很多不同，但對於藝術都有著許多共同的審美觀念。同時，中國畫完全不同於西方的歷史思想與精神，盡管經過了一千年的時間，生命力仍然非常旺盛，別的藝術與畫種都做不到這一點，中國畫甚至比西方的油畫還要強，現在的架上油畫在國外好像已經失去一個獨立的地位，中國畫反倒還在蓬勃發展，這展示了中國畫的巨大發展空間，這在一方面說明了中國人的智慧，另外一方面說明中國的繪畫離它應有的價值還有一定的距離。比起西方的繪畫、油畫的價值，中國的繪畫沒有達到應有的價位，這是我在多年的東西方的藝術研究與探索中間形成的自己的一個看法。
——摘自2005年3月23日徐慶平先生《當代市場看法訪談錄》

『肆』 趙深的設計成果

趙深自1927年回國開始，一直從事建築設計，設計成果十分豐富。由於文化大革命中，檔案資料全部喪失，難以完整地查清。
1927年趙深參加範文照事務所時，設計了南京大戲院（即現在的音樂廳），還設計了杭州西冷飯店（指西冷的老樓，在建新樓時已拆除），南京勵志社，南京舊鐵道部大樓官舍等。1928年，當時的上海市政府在江灣建設上海市中心，徵求設計方案，趙深的方案獲一等獎。當時的市政府綜合了不同的方案，自設設計處，聘董大酉主持設計工作。江灣市中心是一項規模較大，在建築設計上是中國古典建築現代化的嘗試，其中趙深之功不可磨滅。
1930年冬，趙深自建事務所後，承接了上海大滬飯店（在延安東路343號，即現公安局招待所）及西海大戲院的設計。
1931年，成立「趙深陳植建築師事務所」後，承接了南京國民政府的外交部大樓和上海浙江興業銀行大樓（即現北京東路江西路建管局大樓）等業務，後者於九一八事變後由原10層更改設計為5層。
盡管趙深等人以及一些前輩建築師是美國名大學建築系畢業，學有專長，設計業績證明確有才能，但在上海開展業務決非易事。租界內，洋人勢力強大，涉外業務，固然全部由外國建築師攬去，即使是中方重大業務亦不容易取得。宋子文、孔祥熙等官僚資本的崇外思想是當時社會上眾所周知的，對中國技術人員不放心。如為了建造外灘中國銀行新大樓，當時中國銀行設了建築課，由陸謙受任課長。陸謙受是建築界公認很有才能的建築師，但宋子文仍要公和洋行與陸謙受共同設計，（公和洋行即PalmerandTurner）。即如像國際飯店這樣由民族資本家投資的工程，也是委託外國建築師設計的。一個建築師事務所要能夠生存並求得發展，最根本的是要能承接到設計業務。華蓋一方面依靠精湛的設計技藝和良好的服務態度，另一方面通過一些社會關系，業務得以逐步開展，並建立起聲譽。從成立起到抗戰之前，承接到一些比較重大的工程設計，如上海恆利銀行、南京中國旅行社「首都」飯店（現南京飯店）、南京陵園中山文化教育館（抗戰時毀於戰火）、南京「首都」電廠江邊發電所、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保管庫、南京國民政府鐵道部購料委員會辦公樓、水晶台資源委員會辦公大樓和實驗樓工程等。前面提到的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大樓和上海浙江興業銀行大樓兩項工程是趙深、陳植事務所時開始設計，延至華蓋完成的。設計的電影院有上海大上海大戲院、金城大戲院（即現黃浦劇場）、大華大戲院（即新華電影院是陳植留駐上海時設計的）。其他還有公寓、圖書館、學校和一些私人的住宅，還有莫干山的別墅。他們也曾參加過一些工程的方案競賽，如上海大新公司（即現中百一店）和南京中山門博物館等，但都未成功。上面提到的長沙嶽麓山清華大學特種研究所工程也是在這一時期完成設計的。
1938年以後，趙深和童寯在內地也承接了一批設計業務，限於當時內地的經濟能力，這些工程大都規模較小，標准不高，如廣西大學新校舍、廣西科學館、貴陽物產陳列館、資源委員會重慶小型煉鋼廠、昆明南屏大戲院和大逸樂大戲院、坤維慈幼院、南菁中學、勸業銀行、聚興誠銀行等。
其中，趙深在昆明設計的南屏大戲院獲得較好的評價。戲院董事劉淑清為當地名流，甚為滿意，向龍雲推薦，龍雲就委託趙深設計南菁中學。
大逸樂戲院規模不小，還引起了一場風波。以前曾訛傳趙深在昆明「曾被逮捕過」，日本侵略者轟炸昆明之時，戲院附近落彈6枚，雖然戲院未炸毀，但整個屋蓋產生較大的位移，全部屋架向山牆方向傾斜，頂部位移一尺余。他當即擬定修整計劃，提交業主，敦促立即停業修理，否則將釀成大禍。戲院片面追求營業利潤，不予理會，繼續開映。在又一次轟炸中，又受落彈震動，仍不進行修理，照常營業，幾天後，在一次晚場放映時，屋面坍塌，造成觀眾嚴重傷亡。事件發生後，趙深即去公安局自投，並要求查明責任。公安局將其轉送法院。後經技術界鑒定屋架的設計與構造並無錯誤（該工程的結構由張有齡設計），即恢復自由，前後被拘留三星期。按理此事責任在業主，但仍被當地法院判為業務過失，賠出全部設計費作為死傷撫恤。
抗日戰爭勝利後，華蓋恢復在上海的原來機構。並設分事務所於南京以便承攬業務，從1946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設計的工程有：南京舊交通部公路總局辦公樓、南京美軍顧問團公寓（即現南京部隊招待所AB樓）、上海立信會計專科學校、無錫申新三廠多層倉庫及4萬錠紗廠、無錫茂新第一麵粉廠、台北市台灣糖業公司辦公樓、無錫江南大學校舍、上海浙江第一商業銀行大樓（即現華東建築設計院辦公樓）、上海電力公司隆昌路電業幹部訓練班校舍等。
在1950—1952年成立「聯合建築師工程師事務所」期間，事務所設於上海、北京兩地，承接了一些業務。包括北京沈陽中國科學院研究所、上海紡織工業學院、榆次經緯紡織機製造廠住宅、福利區工程、石家莊紡織廠、烏魯木齊七一紡織廠等。在七一紡織廠施工時，趙深到烏魯木齊視察工地，正好王震、陶峙岳在石河子籌劃城市建設工作，就專邀趙深到石河子研究城市的規劃。趙深到了石河子現場，親自動手進行規劃設計。石河子市的第一期建設工程，就是按照他設計的規劃進行的。
1952年7月趙深參加國營設計機構以後，長期擔任技術領導工作。華東和北京兩設計院中經他指導的工程項目，已很難具體查考，可以說，1955年他調回華東設計院後，華東設計院的重大設計項目都經過他的精心指導。他除了對設計方案，以至細部構造都加以深入推敲、嚴格要求外，而且經常親臨現場，檢查與解決具體問題。1976年唐山大地震後，中央提出要重建唐山。當時他已是78歲高齡，為了重建唐山，他往返上海、北京、唐山等地，與建築界有名望的專家研討河北小區的規劃，提出方案，以後河北小區的設計即以此規劃方案為基礎。在建造過程中，唐山餘震不斷，他又往返唐山、上海多次，到工地視察，提出很多建議。
他不僅對華東設計院的工程十分關心，而且對外地的重大工程，也當作自己的事一樣。在他逝世前兩個月，他在蘭州市參加了該市的規劃討論後，又馬不停蹄，匆匆趕到遵義市參加遵義紀念館方案的討論。他的一些設想為遵義市的領導和與會專家所採納，並體現在改進方案之中。
建築師在學術上的水平應該體現在其設計之中。趙深一生所負責設計和在其指導下設計的作品是相當豐富的，上面列舉的僅是其中的一部分，還有不少，特別是私人住宅部分以及一些方案競賽的稿件已無從查考。即便如此，在上面所列的項目中亦不乏佳作，留待建築界研究評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