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龍江省私募基金發展歷程

❶ 私募的歷史起源

私募基金起源於美國。1976年，華爾街著名投資銀行貝爾斯登的三名投資銀行家合夥成立了一家投資公司KKR，專門從事並購業務，這是最早的私募股權投資公司。
國外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經過30年的發展，成為僅次於銀行貸款和IPO的重要融資手段。國外私募股權投資基金規模龐大，投資領域廣泛，資金來源廣泛，參與機構多樣化。西方國家私募股權投資占其GDP份額已達到4%至5%。迄今，全球已有數千家私募股權投資公司，黑石、KKR、凱雷、貝恩、阿波羅、德州太平洋、高盛、美林等機構是其中的佼佼者。
2006年全球私募股權基金從資本市場上募集到了2150億美元，全球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的總投資額達到了7380億美元，比2005年增長了一倍。其中，單筆超過100億美元的私募股權交易達到9個。
中國私募發展歷史
1984-1990年：混沌時代
在每個資本大幕開啟的時候，都是少數精英和投機客的保險櫃，這個多數人不熟悉或者不看好的領域，註定將迎來歷史上最原始也是最猛烈的爆炒……
1990-1995年：瘋狂時代
一切資本力量開始悄然醞釀，很多人都在翹首以待，這場萬眾矚目的好戲誰將是主角？
1995-1999年：巨鱷時代
「327」國債風波成為券商整合大幕拉開前的序曲，以君安為主的券商紛紛崛起，涌金系、德隆系等資本大鱷先後誕生，形形色色的江湖人物在這個時代里格外刺目。
1999-2001年：黑金時代
一切故事皆從1999年的「5·19」行情展開。 「無庄不歡，無股不庄」，是這個時代最逼真的寫照。
2001-2005年：價值時代
熊市的漫長教人冷靜，價值投資風潮應運而生，無聲無息地成為這個時代的新主角。
2006-2008年：理性時代
公募系基金經理形成一支驟然崛起的力量。這批「公募叛逃者」以理性的力量強勢攪動江湖。
2009年：非言時代
市場的正常化，讓私募在悄然之間進入到一個 「諸子百家」的新時代。這個舞台，每一家都有可能跳上來表演一把。而此時，私募為自己所選擇的發展路徑，似乎也決定著他們之後的道路可以行進多遠
2010年：行業發展步入良性軌道
目前，市場上正在運行的陽光私募累計已達500多隻。各方投資明星紛紛加盟，私募業內明星璀璨，並逐漸開始擁有自己的品牌。國內私募基金規模一般在3000萬至20多億，預計私募的總規模已超過500億，總規模雖然還有限，但成長速度驚人。此外，私募在投研團隊、絕對收益理念、營銷方面，都較早幾年有了很大變化。而政策的支持，也在逐步提高陽光私募的社會地位。
截至2010年12月31號，全國從事私募基金的管理公司共有377家，管理的證券類信託產品數量為1234個，其中，開放式產品為810個，結構化產品為424個，總規模已經超過1200億元，從發展規模來看，自2007年開始，開放式證券私募投資基金在開始迅速發行的步伐，到近兩年更呈加速之勢。
從私募基金地域分布情況來看，大部分證券私募基金管理人都分布在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四個一線城市，其中，深、廣和上海均以32.02%占據首位，在投資收益方面2008年—2010年，私募基金的平均收益率均好於同期的公募基金，具體來看，2008年滬深300指數全年跌幅65.95%，同期公募基金全年虧損50.63%，私募基金則虧損32.86%，虧損幅度較公募基金明顯收窄。2009年滬深300指數全年上漲96.71%，同期，公募基金全年盈利50.41%，私募基金則達到54.92%，再度小勝公募基金。

❷ 我國私募基金的發展歷史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上半期，中國證券市場逐漸形成和發展，私募基金開始萌芽，這一階段主要以證券公司與大客戶之間一種不規范的信託關系形式存在；隨著中國證券市場的發展，上市公司數量增加，到九十年代中後期，一些上市公司將閑置資金委託承銷商進行投資，眾多咨詢顧問公司成私募基金操盤手；在2001年後中國股票市場急速調整並持續4年多的熊市中，私募基金原有的操作手法和投資理念受到市場的挑戰，大批私募基金倒下。這一階段，私募基金行業經歷了痛苦的調整和轉型。受市場調整和證券投資基金發展的影響，券商委託理財等業務受到整頓，合法私募基金開始出現，同時按傳統方式運作的私募基金仍在悄然發展。

❸ 私募基金的發展前景

1．我國金融市場迅速發展，私募基金的投資空間廣闊。
我國金融市場不斷發展，股票市場、期貨市場、債券市場、貨幣市場的規模不斷擴大。市值不斷增加，流動性不斷提高，同時金融衍生品市場即將推出。截至2006 年6 月末，我國境內上市公司（A、B 股）達1375 家，總市值已超過4 萬億，流通市值大約1 萬7 千億，債券市場規模已近9 萬億。2006 年上半年，深滬兩市股票成交金額近3.8 萬億，債券現貨交易金額近5 萬億，債券回購交易金額超過11 萬億。
隨著證券市場的發展，交易制度不斷創新，發展衍生品市場是歷史必然。從全球共同基金的發展看，各國對共同基金使用杠桿工具和投資衍生品市場都有嚴格的限制，共同基金很少參與衍生品交易。目前，我國對證券投資基金投資權證市場有嚴格的限制，估計未來對共同基金進行融資融券業務、參與賣空交易和投資衍生品都將有更為嚴格的規定。
目前，我國現貨市場已經推出權證產品，融資融券制度剛剛開始實施，金融衍生品交易所已經籌備，預計2006 年內將推出第一個股指期貨產品。融券賣空以及投資衍生產品，顯然不適合散戶操作，主要由各種專業和機構投資者組成。其中，共同基金作為機構投資者的主力不可能成為衍生品市場的主要投資者，私募基金將成為我國未來杠桿工具和金融衍生產品的主要投資者之一。
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不斷發展，相關制度的不斷完善，新產品不斷出現，市場規模不斷擴大，流動性不斷增強，可供私募基金的投資空間日益擴展。私募基金在市場中的重要性將不斷提高。
2．我國私募基金投資人隊伍不斷壯大，私募基金需求旺盛。

❹ 哈爾濱東財私募基金

1.私募所得稅制度現狀

1.1.私募稅收制度建設相對滯後

自2013 年6 月新《基金法》將「非公開募集基金」，即私募，正式納入監管框架以來，私募政策迎來集中落地期。

2014 年2 月，《私募投資基金管理人登記和基金備案辦法（試行）》實行，私募基金管理人和產品開始向協會履行登記備案手續。

8 月，首個專門針對私募基金的管理辦法——《私募投資基金監督管理暫行辦法》發布，從登記備案、合格投資者、資金募集、投資運作、行業自律、監督管理、關於創業投資基金的特別規定、法律責任等八個方面規范了私募投資基金。《私募投資基金監督管理暫行辦法》從私募基金業務維度出發，提出「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貨公司及其子公司從事私募基金業務適用本辦法」。

9 月，證監會就《證券期貨經營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徵求意見，從機構維度（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貨公司及其依法設立的從事資產管理業務的子公司），對開展泛私募資產管理業務應遵守的行為規范進行了規定。隨著私募登記備案、合格投資者等制度的確定，私募運行趨於規范化；而隨著私募政策的統一化，不同類型私募業務的監管套利問題也趨於消散。但對於近期才集中「轉正」的私募而言，還有許多問題亟待明確，稅收制度就是其中之一。

當前，國內私募基金按投資方向可以分為主要投資於公開交易證券的私募證券基金、主要投資於非公開交易股權的私募股權基金、主要投資於藝術品、紅酒等特定商品的其他私募基金，其中創業投資基金被視作私募股權基金的特殊類別。按組織形式分，根據《私募投資基金管理人登記和基金備案辦法（試行）》和《私募投資基金監督管理暫行辦法》，國內私募基金可以分為公司制、有限合夥制、契約制。

其中，在契約制中，國內私募基金傳統上常藉助通道形式，如信託、券商資管、基金專戶、基金子公司、期貨資管等，私募登記備案制實行後開始出現以直接私募形式存在的契約型私募。

但與私募類型和通道的豐富化形成對比的是，與私募有關的稅收制度多以「點狀」存在、未形成一個統一涵蓋所有私募類型的稅收框架。私募的稅收制度尚存在許多模糊地帶，例如直接私募的稅收尚無明確說法、形式各異的私募基金如何體現稅法公平原則等。私募稅收制度建設滯後於管理人等制度的建設。

1.2.私募所得稅現狀梳理

當前與私募基金相關的稅收主要是所得稅和營業稅，營業稅稅率相對單一，而涉及所得稅的政策較復雜，因此本文主要就所得稅進行梳理。我們重點關注私募證券投資基金和私募股權基金，這兩類基金按組織形式均可以分為公司制、有限合夥制和契約制。公司制私募基金指按照《公司法》的相關規定，以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組建投資基金，基金本身成為具有獨立法人地位的公司。其特點有降低風險、具有獨立法人地位、適用部分稅收優惠政策等。對於公司制私募基金而言，主要適用的法律有《公司法》、《企業所得稅法》。

有限合夥制私募基金指採取有限合夥的形式設立的私募基金。2006 年，新《合夥企業法》引進了有限合夥法律制度，為有限合夥制私募的發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有限合夥制私募基金的特點主要有：設立程序簡便、稅收可穿透、無代理風險等。對於有限合夥制私募基金而言，主要適用的法律是《合夥企業法》。

契約型私募基金指基金的投資者與管理人簽訂契約,將基金委託給管理人管理，實質上是一種信託關系。其特點有設立、退出和增募機制靈活、無雙重稅收、決策效率較高等。對於契約型私募基金而言，傳統的通道型私募基金主要依據各類通道的規定，例如銀監會發布了《信託公司私人股權投資信託業務操作指引》規范信託制私募股權基金，而直接私募尚無明確依據。私募所得稅問題可以分解為兩個問題：一是基金層面的稅收問題；二是投資者層面的稅收問題。

基金層面的稅收問題

其中，基金層面的稅收問題因私募基金組織形式的不同而不同。公司制私募基金因證券交易或股權交易所得收入應根據《企業所得稅法》納稅，按照「轉讓財產收入」、「利息收入」計算所得稅，稅率為25%。

由於《企業所得稅法》第二十六條規定：符合條件的居民企業之間的股息、紅利等權益性投資收益屬於「免稅收入」，故當公司型私募基金獲取被投資企業的股息、紅利時，可免交所得稅。其中，「符合條件的居民企業之間的股息、紅利等權益性投資收益」是指居民企業直接投資於其他居民企業取得的投資收益。此外，對於創業投資企業從事國家需要重點扶持和鼓勵的創業投資有專門的稅收優惠政策。2007 年《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促進創業投資企業發展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31 號文）、2008 年《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2009 年的《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實施創業投資企業所得稅優惠問題的通知》（國稅發[2009]87 號）均有相關優惠政策，其中87 號文提出：

創業投資企業採取股權投資方式投資於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術企業2 年（24 個月）以上，符合相關條件的，可以按照其對中小高新技術企業投資額的70%，在股權持有滿2 年的當年抵扣該創業投資企業的應納稅所得額；當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後納稅年度結轉。

其中相關條件主要指：

經營范圍符合《創業投資企業管理暫行辦法》，且工商登記為「創業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等專業性法人創業投資企業。按照《暫行辦法》規定的條件和程序完成備案，經備案管理部門年度檢查核實，投資運作符合《暫行辦法》的有關規定。創業投資企業投資的中小高新技術企業，除應按照科技部、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印發〈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辦法〉的通知》和《關於印發〈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工作指引〉的通知》的規定，通過高新技術企業認定以外，還應符合職工人數不超過500 人，年銷售（營業）額不超過2 億元，資產總額不超過2億元。這就意味著公司制私募基金在基金層面的基礎稅率為25%，但享有眾多稅收優惠政策。對有限合夥制私募基金而言，根據《合夥企業法》第六條：「合夥企業的生產經營所得和其他所得，按照國家有關稅收規定，由合夥人分別繳納所得稅。」其中，合夥企業包括普通合夥企業和有限合夥企業。這就意味著有限合夥制私募基金在基金層面不收取所得稅。

傳統通道式的契約型私募基金中，券商資管、信託、基金專戶、基金子公司、期貨資管等均非法人實體，因此不適用於《企業所得稅法》，在基金層面自然也就無須繳納企業所得稅。

投資者層面的稅收問題

投資者層面的稅收問題，因投資者的屬性不同而不同。對自然人投資者，根據《個人所得稅法》及實施條例，如果投資於公司型私募基金，則屬於一般的自然人投資者，按「財產轉讓所得」或「利息、股息、紅利所得」納稅，稅率為20%。

如果自然人投資者投資於有限合夥制私募基金，根據《關於個人獨資企業和合夥企業投資者徵收個人所得稅的規定》（財稅[2000]91 號），「個人獨資企業和合夥企業停徵企業所得稅.個人獨資企業和合夥企業(以下簡稱企業)每一納稅年度的收入總額減除成本、費用以及損失後的余額，作為投資者個人的生產經營所得，比照個人所得稅法的「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應稅項目，適用5%～35%的五級超額累進稅率，計算徵收個人所得稅。」但當時的合夥企業主要指普通合夥企業。2007 年新《合夥企業法》允許合夥企業按有限合夥設立，並提出「合夥企業的生產經營所得和其他所得，按照國家有關稅收規定，由合夥人分別繳納所得稅」。這意味著自然人投資有限合夥制私募基金按「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徵收5%~35%的個人所得稅。

自2011 年9 月開始，合夥企業投資者的生產經營所得依法計征個人所得稅時，費用扣除標准統一確定為42000 元/年。扣除費用後，按照最新的稅率表，自然人投資有限合夥制私募基金，超過10 萬元以上的部分要按35%的稅率征稅。

但對於合夥企業對外投資分回的利息、股息、紅利，根據《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個人獨資企業和合夥企業投資者徵收個人所得稅的規定>執行口徑的通知》（國稅函）[2001]84號），該部分收入不並入合夥企業收入，而作為投資者個人的利息、股息、紅利收入，按「利息、股息、紅利」繳納個人所得稅，即按20%稅率交稅。

如果自然人投資者投資於契約型私募基金，當前信託、券商資管等通道類契約型私募基金對投資者所得並不代扣代繳，投資者需自行申報納稅。按「特許權使用費所得」適用20%的稅率。

對企業投資者，根據《企業所得稅法》第二十六條：「符合條件的居民企業之間的股息、紅利等權益性投資收益為免稅收入」，故如果投資於公司型私募基金，基金分配的股息、紅利等權益性收益可以免徵所得稅，但如果企業投資者通過轉讓公司型私募基金的股份實現退出，則需要按25%繳納企業所得稅。如果企業投資者投資有限合夥制私募，根據《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合夥企業合夥人所得稅問題的通知》（財稅[2008]159 號），按「先分後稅」原則，企業投資者在獲取基金收益後要按照25%的企業所得稅率交稅。

如果企業投資者投資契約型私募基金，獲取基金收益後應按照25%的企業所得稅率交稅。

但是，《企業所得稅法》及相關條例規定了一些免稅和低稅率主體，這些主體在獲取基金收益時可免稅或以優惠稅率徵收。例如：

《企業所得稅法》第二十八條：符合條件的小型微利企業，減按20%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國家需要重點扶持的高新技術企業，減按15％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

《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補充養老保險費、補充醫療保險費有關企業所得稅政策問題的通知》（財稅[2009]27 號）規定：自2008 年1 月1 日起，企業為在本企業任職或者受雇的全體員工支付的補充養老保險費（即企業年金）、補充醫療保險費，分別在不超過職工工資總額5%標准內的部分，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准予扣除；超過的部分，不予扣除。

需要補充的是，自然人投資者參與有限合夥制私募時也曾有過一波優惠政策熱潮，當時，各地方政府為了鼓勵私募股權投資的發展，大多將有限合夥制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的有限合夥人稅率（LP）由5~35%累進稅率統一按「利息、股息、紅利所得」征稅，稅率為20%；而普通合夥人（GP）仍按「個體工商戶生產經營所得」征稅，稅率為5~35%的超額累進稅率。還有一些地方政府將以稅收返還等形式給予優惠政策。

但從稅法角度看，省級及以下政府應沒有未經國務院財政部門批準直接減免個稅的權利，因此上述地方政府的優惠政策實質是遊走在灰色邊緣。2009 年，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出台《關於堅決制止越權減免稅加強依法治稅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財政、稅務部門「不得隨意改變稅收優惠政策范圍」，明確「中央稅、共享稅以及地方稅的立法權都集中在中央，除有關稅收法律、行政法規規定下放地方的具體政策管理許可權外，稅收政策管理權全部集中在中央」。

2.私募所得稅的比較分析

2.1.組織形式比較分析

綜合而言，公司制私募基金具有獨立法人資格，運作相對穩定。盡管在公司層面和投資者層面均需要征稅，存在「雙重征稅」問題，但各類稅收優惠政策可部分抵消雙重征稅的影響。例如：在公司層面征稅的時候，來自被投資企業的股息、紅利可依法免稅；創業投資企業可以按照其對中小高新技術企業投資額的70%，在股權持有滿2 年的當年抵扣應

納稅所得額。在投資者層面征稅的時候，如果是企業投資者，則基金分配的股息、紅利等權益性收益可以免徵所得稅。從而，公司制私募基金的累計所得稅稅負最高為：

自然人投資者：25%+（1-25%）*20%=40%

企業投資者：25%+（1-25%）*25%=43.75%

但實際稅負通常沒有那麼高。例如，一企業投資者投資公司制私募基金，而私募基金投向中小高新技術企業，則可獲得多重稅收優惠。再如，假定企業投資者投資公司制私募基金獲取的收益全以股息、紅利等權益收益實現，則實際上該企業投資者投資公司制私募基金和投資有限合夥制私募基金承擔的稅率是一樣的，均為25%（不考慮其他優惠政策）。有限合夥制私募基金雖無法人資格，但在財產權上仍可明確登記，且普通合夥人執行公司事務並對合夥企業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可有效克服公司制下的「委託—代理」問題，這也是有限合夥制形式成為國外私募首選的重要原因之一。有限合夥制「稅務透明體」的特性決定了在基金層面無需交稅，而由合夥人分別交稅。其中自然人投資者一般按5%~35%超額累進稅率交稅，而企業投資者一般按25%交稅（低稅率和免稅主體除外）。此前部分地方政府為鼓勵股權投資，曾將股權投資私募中，自然人有限合夥人的稅率統一下調至20%。從而，有限合夥制私募基金的累計所得稅稅負最高為：

自然人投資者：0+5%~35%=35%

企業投資者：0+25%=25%

但由於有限合夥在收益分配上可協商辦理，靈活性較大，加之「稅務透明體」的特性，使得有限合夥制私募在稅務安排上可操作性較高，理論上可以將收益由「重稅主體」向「輕稅主體」轉移。為了盡量避免有限合夥成為私募避稅的工具，《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合夥企業合夥人所得稅問題的通知》（財稅[2008]159 號）要求無論合夥企業收益是分配還是留存，均需按「全部生產經營所得和其他所得」繳納所得稅。

契約制私募在國內尚無明確說法，但傳統借信託、券商資管等通道發行的私募可以看作契約制私募的雛形。契約制私募無需設立公司或有限合夥企業，在成立方式上最便捷。由於無公司或有限合夥企業實體的約束，契約制私募在募資等條款設計上最為靈活，可多次籌集資金。由於無法人實體，現有的信託、券商資管等契約制私募在基金層面無需交稅。

在投資者層面，自然人投資者按20%的稅率交稅，企業投資者稅率為25%。從而，契約制私募基金的累計所得稅稅負最高為：

自然人投資者：0+20%=20%

企業投資者：0+25%=25%

2.2.黑石稅案風波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前述地方政府出台的某些優惠政策可針對有限合夥制私募基金，在國家和地方優惠政策最密集的創業投資領域，政策大多隻針對公司型私募基金。這與有限合夥制容易演變為避稅工具有密不可分的關系。在私募發展較成熟的國家如美國，此前有報道稱其私募股權投資中有限合夥的組織形式已控制了80%的風險投資額。在美國，有限合夥制私募同樣無需在私募基金層面交稅，只需在合夥人環節交稅。如果合夥人是自然人，直接按個人所得稅規定交稅；如果合夥人是企業，則將收益分配到最終納稅人賬戶後進行交稅，即所謂的「流經原則」。

美國應稅收入分為普通所得、資本利得和消極收入，其中前兩種是主要的應稅收入。普通所得適用超額累進稅率，最高為35%，資本利得包含各類投資收益，最高稅率僅為15%（政府正推動上調至20%）。

根據「流經原則」，採用有限合夥組織形式的私募基金只需在投資者環節支付稅率較低的資本利得稅；而採用公司制組織形式的私募基金則在基金環節就要交最高35%的聯邦所得稅和10%的州稅，在投資者環節還要交稅。由此，私募基金大多選擇採用有限合夥制。美國黑石集團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私募股權基金之一，其上市時就因其合夥企業架構有避稅嫌疑，引起過不小風波。

2007 年6 月，黑石集團再紐交所上市。上市主體設定為在特拉華州注冊的有限合夥企業——黑石集團LP（The Blackstone Group LP），該上市主體的投資者有兩類：

黑石集團管理有限責任公司（BlackstoneGroup Management LLC），作為上市主體的普通合夥人，無經濟利益。而該公司實際由以創始人施瓦茨曼、彼得森等為代表的黑石高管們控制。

首次公開發行的投資者（Investorsin this offering），獲得的是普通基金單位（commonunits），作為上市主體的有限合夥人，享有上市主體100%經濟權利，但只有有限投票權，無權選舉上市主體的普通合夥人及董事。

上市主體通過4 家100%控股的黑石控股GP（BlackstoneHoldings GP Inc）公司間接控制5 家運營實體各21.7%的份額。4 家黑石控股GP 在5 家運營實體中的角色均為普通合夥人。

另外，黑石高管團隊還以有限合夥人的身份持有5 家運營實體78.3%的份額，以及上市主體100%可轉換為普通基金單位的份額。

通過復雜的結構設計，黑石高管團隊既在不喪失控制權的情況下實現了募資，又以有限合夥的形式獲得了15%的較低稅率。

但是，在黑石上市以後，其股份獲得了較高的流動性，實質上越來越靠近公司實體，此時仍享有穿透稅制和15%的低稅率，引起了不少爭議。

3.直接私募如何納稅？

自2014 年2 月私募登記備案制度實行以來，直接私募產品成為業界關注的熱點。相比通道類私募產品，直接私募既可以節省通道費用、提升私募公司知名度，也有利於私募公司建立較完善的前中後台機制，引導私募公司發展規范化。但是，關於直接私募如何納稅的問題目前還處於較模糊的階段。由於沒有統一清晰的說法，部分私募擔心未來直接私募產品或將面臨「雙重征稅」的尷尬處境，因此對直接私募發行持觀望態度。

與傳統通道型私募基金相比，直接私募屬於較標準的契約型私募，因此，關於直接私募是否需要交稅的討論實質上就是關於契約型私募是否需要交稅。目前關於這方面的主流觀點分成兩派：

非實體課稅模式。認為契約制私募不是獨立工商實體，僅僅投資者的集合體、是一種契約關系。因此，非實體課稅模式認為契約制私募在基金層面不用納稅，僅需在投資者層面納稅即可。

實體課稅模式。認為契約制私募運行中有兩個層面的法律關系，一是基金管理人運用基金進行投資，二是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持有人之間的募資和分配。由於是兩個法律行為，故需要分別履行納稅義務。在基金層面，要適用投資相關的法律法規和稅收制度；而在投資者層面，要適用收益取得相關的法律法規和稅收制度。

但是，如前所述，我們認為，目前通道式的私募產品屬於國內契約制私募的雛形，因此，直接私募產品或將參照原通道類的私募產品，在基金產品環節不交稅，而由投資者分別納稅。

另外，公募基金作為較成熟的契約型基金制度，目前享有一些優惠政策。2013 年6月新《證券投資基金法》將私募基金納入監管框架，據此，以往適用於公募基金的相關優惠稅收政策也理應適用於直接私募基金。而根據《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企業所得稅若干優惠政策的通知》（財稅[2008]1 號）提出的「關於鼓勵證券投資基金發展的優惠政策」：

（一）對證券投資基金從證券市場中取得的收入，包括買賣股票、債券的差價收入，股權的股息、紅利收入，債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暫不徵收企業所得稅。

（二）對投資者從證券投資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暫不徵收企業所得稅。

（三）對證券投資基金管理人運用基金買賣股票、債券的差價收入，暫不徵收企業所得稅。

如果私募可享有公募當前的稅收優惠政策，則同樣可以實現基金產品環節不交稅。

但是，由於《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企業所得稅若干優惠政策的通知》在表述中使用了「暫不徵收」字眼，意味著我國或認為契約型基金應採納「實體課稅模式」，只是當前為了鼓勵契約型基金的發展而暫不徵收，這給未來直接私募的稅制增添了不確定性。

❺ 私募股權的發展歷程

私募股權基金起源於美國。19世紀末，有不少富有的私人銀行家通過律師、會計師的介紹和安排，將資金投資於風險較大的石油、鋼鐵、鐵路等新興產業，這類投資完全是由投資者個人決策，沒有專門的機構進行組織，這就是私募股權基金的雛形。
國際PE產業先後經歷了4個重要時期的發展。
1946～1981年的初PE時期，一些小型的私人資產投資以及小型企業對私募的接觸使PE得到起步。
1982～1993年的第一次經濟蕭條和繁榮的循環使PE發展到第二個時期，這一時期的特點是出現了一股大量以垃圾債券為資金杠桿的收購浪潮，並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幾乎崩潰的杠桿收購產業環境下仍瘋狂購買著名的美國食品煙草公司雷諾納貝斯克（RJR Nabisco）中達到高潮。
PE在第二次經濟循環（1992～2002年）中得到洗滌並經歷了其第三個時期的進化。這一時期的初期也就是20世紀90年代初期逐漸浮現出一系列金融和經濟現象，比如儲蓄和貸款危機，內幕交易丑聞以及房地產業危機。這一時期出現了更多制度化的私募股權投資企業，並在1999～2000年的互聯網泡沫時期達到了發展的高潮。
2003～2007年成為PE發展的第四個重要時期，全球經濟由之前的互聯網泡沫逐步走弱，杠桿收購也達到了空前的規模，從而使私募企業的制度化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從2007年美國黑石集團（Blackstone Group）的IPO中我們可以得到充分的印證。
國際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經過50多年的發展，成為僅次於銀行貸款和IPO的重要融資手段。國際私募股權投資基金規模龐大，投資領域廣闊，資金來源廣泛，參與機構多樣。西方國家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占其GDP份額已達到4%～5%。迄今為止，全球已有數千家私募股權投資公司，黑石、KKR、凱雷、貝恩、阿波羅、德州太平洋、高盛、美林等機構是其中的佼佼者。 我國股權投資基金發展變遷軌跡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且每個階段都有其獨特的市場背景和特點。
一、行業發展初期階段，形成全新投資概念
1999年，國際金融公司(IFC)入股上海銀行標志著私募股權投資的模式開始進入中國，這對於當時的中國來說是一個非常新的投資概念。首批成立的主要還是外資投資基金，投資風格以風險投資(VC)模式為主，受當時全球IT行業蓬勃發展的影響，外資對中國的IT業的發展較為認可,投資的項目也主要集中在IT行業。但是由於2001年開始的互聯網危機，人們開始對IT行業的過熱發展開始進行重新審視，國內的IT風險投資受到重創，這批最早進入中國的股權投資基金大多沒有存活下來。
與之相應的是當時我國股票市場不完善，發起人股份不能流通，投資退出渠道存在障礙,這些都成為制約這個階段股權投資基金發展的因素。2002年尚福林擔任中國證監會主席後，在2004年著手開始對我國上市公司進行股權分置改革，這是中國證券市場自成立以來影響最為深遠的改革舉措之一，為市場的長期健康發展提供了保障，一直到2006年10月9日，「G」股標識正式告別滬深股市，股市也就真正進入了「全流通」時代，股票市場才開始步入正軌。終結該階段的標志性事件——股權分置改革，進入全流通時代。
二、行業快速發展階段，內資股權基金迅猛發展
從A股股權分置改革開始，我國股權投資基金進入了快速發展的階段，在此階段主要特點體現在：
一是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基本完成。我國股票市場的規范化、二級市場的高估值使得A股成為國內公司青睞的上市平台，股權投資基金的退出渠道暢通，而內資股權投資基金在A股上市中具有本土優勢，使得內資股權投資基金發展迅猛；二是人民幣升值預期強烈。
在2006年之後，我國的外匯儲備不斷攀升，國際市場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越來越強烈，國家外管局對外幣的兌換作出了限制，海外上市企業在海外融資後存在著貨幣貶值的風險，外資基金發展受到限制； 三是政策對外資基金的限制。政府和市場都有著顧慮，以防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辛苦創立的優秀民族品牌被外資收購控制，2006年8月由商務部牽頭，六部委聯合發布十號文《關於境外投資者並購境內企業的規定》，其核心的思想就是限制內資企業在海外上市，這對於外資股權投資基金來說是當頭一棒，外資基金自此發展受到嚴重阻礙。
這短短的三年時間，國內貨幣政策相對寬松，外資基金發展受到抑制，給內資股權投資基金騰出了快速發展的空間和機會，是內資股權投資基金發展的春天，大量的人民幣股權投資基金出現了，並取得了快速發展，機構數量迅速增加，基金規模逐漸放大。在該階段，市場整體入股價格在6-10倍市盈率，略微高於國際水平。
三、行業發展過熱甚至瘋狂
從2009年下半年開始，一級市場持續高溫，市場整體的價格在10倍市盈率以上，甚至出現了以20倍市盈率入股的項目，這在國外是非常罕見的，可見市場的瘋狂程度，遠遠偏離了市場理性。該階段的非理性發展現象主要是由於以下原因造成：
第一，二級市場的關聯效應。二級市場作為股權投資基金的下游，其發行狀態的好壞直接影響了一級市場的價格，2009年下半年隨著金融風暴的漸漸平息，我國的股票市場也開始有所復甦，雖然大盤整體水平不高，但是IPO行情很好，在發行價格和發行速度方面都十分有吸引力，加速了一級市場的非理性發展；
第二，寬松的貨幣政策。為渡過金融危機，國家推出並逐步實施了4萬億的投資計劃，央行多次下調存貸款利率和准備金率，市場上錢太多了，企業貸款環境非常寬松，大量的產業資本不是投向實業，而是投向了股票市場和股權投資市場，既抬高了股票市場的價格，又推高了股權投資市場行情。
第三，證監會兩大政策出台。股票發行制度改革和創業板的推出，促進了市場化進程，單獨來看都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兩者在同一時段推出卻給市場帶來了太大的波動。在實行上市窗口指導發行價政策階段，30倍PE是上市公司不能越過的紅線，優秀的企業也只能以28、29倍的市盈率進行融資。創業板的概念早在2000年就提出，經歷了十年的漫長等待終於成為現實。這兩者就像是彈簧，被壓制了多年後突然放開，市場會有報復性反彈，而兩者一起放開，疊加效應使反彈的幅度更大。
2010年創業板上市的企業中，就有超過十家公司發行市盈率超過100倍，簡單點看這相當於投資需要100年時間才能夠收回，在發達市場這種現象是很少見的。二級市場的火爆行情點燃了一級市場的賺錢慾望，拉升了股權投資市場的價格。
在這個階段，幾乎每周都有新的人民幣股權投資基金成立，內資股權投資基金數量快速增加，基金規模不斷放大。市場上的賺錢效應使得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也參與其中，搞了不少產業基金。但由於人民幣不斷升值，限制企業海外上市的政策沒有任何松動，外資基金在中國市場上持續低迷、沉淪。

❻ 私募股權投資母基金的發展歷程

PE FOFs於1975年起源於美國，上世紀90年代，PE資本在美國的大規模興起使PE FOFs迅速擴容。據統計數據顯示，1990年美國市場上僅有16隻FOFs，所管理的總資產為14億美元，至1999年年底，FOF的數量已達到213隻，管理總資產達到了480億美元。
同時，PE FOFs投資領域也在逐漸放寬，嘗試參與PE二級市場投資分散風險，逐漸形成了FOFs拓寬投資者特殊投資渠道、合理配置資產、利益風險制衡等優點。
近年來，FOFs基金在世界范圍內發展起來，除了美國之外，在歐洲、加拿大等國家也在飛速膨脹，並於上世紀的90年代進入亞洲，起初發展十分緩慢，直至2005年才隨資本市場的迅速發展興起。

❼ 私募股權基金的發展歷程

與美國私募股權投資的發展類似，我國對私募股權投資的探索和發展也是從風險投資開始的，風險投資在我國的嘗試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1985年中共中央發布的《關於科學技術改革的決定》中提到了支持創業風險投資的問題，隨後由國家科委和財政部等部門籌建了我國第一個風險投資機構——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中創公司)。20世紀90年代之後，大量的海外私募股權投資基金開始進入我國，從此在中國這個新興經濟體中掀起了私募股權投資的熱浪。
第一次投資浪潮出現在1992年改革開放後。這一階段的投資對象主要以國有企業為主，海外投資基金大多與中國各部委合作，如北方工業與嘉陵合作。但由於體制沒有理順，行政干預較為嚴重，投資機構很難找到好項目，而且當時很少有海外上市，又不能在國內全流通退出，私募股權投資後找不到出路，這導致投資基金第一次進入中國時以失敗告終，這些基金大多在1997年之前撤出或解散。
1999年《中共中央關於加強技術創新、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的決定》的出台，為我國私募股權投資的發展作出了制度上的安排，極大鼓舞了發展私募股權投資的熱情，掀起了第二次短暫的投資風潮。國內相繼成立了一大批由政府主導的風險投資機構，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深圳市政府設立的)深圳創新投資集團公司和中科院牽頭成立的上海聯創、中科招商。2000年年初出台的《關於建立我國風險投資機制的若干意見》，是我國第一個有關風險投資發展的戰略性、綱領性文件，為風險投資機制建立了相關的原則。同時，我國政府也積極籌備在深圳開設創業板，一系列政策措施極大推動了我國私募股權投資的發展。但當時由於還沒有建立中小企業板，基金退出渠道仍不夠暢通，一大批投資企業無法收回投資而倒閉。
前兩次的私募股權投資熱潮由於退出渠道的不順暢而失敗，但這種情況在2004年出現了轉機。2004年，我國資本市場出現了有利於私募股權投資發展的制度創新——深圳中小企業板正式啟動，這為私募股權投資在國內資本市場提供了IPO的退出方式。所以2004年以後出現了第三次投資浪潮，私募股權投資成功的案例開始出現。2004年6月，美國著名的新橋資本以12．53億元人民幣從深圳市政府手中收購深圳發展銀行17．89%的控股股權，這也是國際並購基金在中國的第一起重大案例，同時也誕生了第一家有國際資本控股的中國商業銀行。由此發端，很多相似的PE案例接踵而來，PE投資市場漸趨活躍，從發展規模和數量來看，本輪發展規模和數量都超過了以前任何時期。
進入新世紀後，一枝獨秀的中國經濟，日益吸引留學海外的中國學子回國創業發展。一個高科技項目，一個創業小團隊，一筆不大的啟動資金。這是絕大多數海歸剛開始創業時的情形。不要說網路、搜狐這樣的網路公司，就是UT斯達康這樣的通訊公司，創業伊始，也不過是三兩個人，七八桿槍。只是因為不斷得到風險投資基金（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的一種表現形式）的融資，這些公司才最終從一大批同類中脫穎而出。
海外學人創業投資事業經歷了近十年的發展，規模日益壯大。在納斯達克上市的中國企業共40多家，總市值300多億美元；在納斯達克上市的中國企業中，高管大多有海外留學背景；在納斯達克上市的中國企業正推動新技術及傳統產業發展，創造了企業在中國發展、在海外融資的新模式。
在納斯達克上市的中國企業，已突破了互聯網和高科技公司的范圍。有來自多行業、多領域的公司登陸納斯達克，對此，納斯達克中國首席代表徐光勛指出，「這些公司在納斯達克上市，它們帶來的中國概念也被國際市場所接受。這對中國企業而言，無疑是好事。在納斯達克上市的中國企業中，高級管理層大多擁有海外留學背景。」
以北京中關村(000931行情,股吧)科技園區為例，在納斯達克上市的來自中關村科技園區的中國企業中，海歸企業為數不少。這些在納斯達克上市的海歸企業，正在由推動國內新經濟、新技術、互聯網等諸多領域的發展，擴展到推動中國傳統產業的發展。
以網路、新浪、搜狐、攜程、如家等為代表的一批留學人員回國創業企業給國內帶回了大批風險投資，這種全新的融資方式，極大地催化了中小企業的成長。同時，國內幾乎所有國際風險投資公司的掌門人大都是清一色的海歸，IDG資深合夥人熊曉鴿、鼎暉國際創投基金董事長吳尚志、賽富亞洲投資基金首席合夥人閻焱、紅杉基金中國合夥人沈南鵬、金沙江創業投資董事總經理丁健、美國中經合集團董事總經理張穎、北極光創投基金創始合夥人鄧鋒、北斗星投資基金董事總經理吳立峰、啟明創投創始人及董事總經理鄺子平、德克薩斯太平洋集團合夥人王兟等10多位掌管各類風險投資基金的海歸人士。大部分風險投資都是通過海歸或海歸工作的外企帶進國內的。這些投資促進了國內對創業的熱情，促進了一大批海歸企業和國內中小企業的發展，同時也帶動了國內創業投資行業的進步。
總體來看，私募股權投資在中國發展迅速，新募集基金數、募集資金額和投資案例與金額等代表著投資發展的基本數據將會長時間保持增長狀態，這是新興市場的經濟發展和中國企業數量多、發展快所帶來的投資機遇。

❽ 私募基金的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是1993－1994年，證券公司的主營方向從經紀業務走向承銷業務，與之配合，需要定向拉一些大客戶，久而久之形成不正規的信託關系，而證券公司的角色亦轉換成受託人，由大客戶將資金交與證券公司代理委託進行投資。這部分資金大多發展成隱秘的「一級市場基金」。專門在一級市場中打新股，利用營業部的優勢，實現的收益率不僅較高，而且基本上沒有風險。
第二階段發生在1997－1998年，當時一級市場非常活躍，上市公司將股市集資來的閑置資金委託主承銷商進行投資。這段期間出現的地下私募基金更加接近於嚴格意義上的私募基金，並且大多以公司等形式出現。《公司法》規定，企業大部分資產不能投資於股市，投資咨詢公司也只能做簡單的咨詢業務。但實際上，眾多咨詢公司、顧問公司一直在以「委託代理」的方式操縱著數目頗為龐大的地下私募基金。而一些投資公司實質就是兼顧財務顧問、重組服務的民營投資公司型基金，並且往往背靠著一些證券公司，對整個市場能夠產生一定的影響。
第三階段是從1999年至2000年中，由於各種「投資管理公司」過熱，大量證券公司從業人員跳槽，特別是1999年中出來的一批證券業的資深人員，由於其專業知識較熟，加上其市場營銷技巧，進入該領域後在市場上形成了巨大反響。另外，在此期間綜合類券商經批准可以從事資產管理業務，受託管理現金、國債或者上市證券。從地下秘密轉為地上公開後，各券商之間在這塊業務的競爭更加激烈了。一些證券公司在開展資產管理業務中都有雷同的承諾，如保證收回本金、保證年收益率等。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獲得更多資金以獲取較高收入，券商就提高進入門檻的資金要求。據了解，一些券商至少要求是上千萬元的資金量。
正是因為有上述特點和優勢，私募基金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發展十分快速，並已佔據十分重要的位置，同時也培育出了像索羅斯、巴菲特這樣的投資大師和國際金融「狙擊手」。在國內，雖然還沒有公開合法的私募證券投資基金，但許多非銀行金融機構或個人從事的集合證券投資業務卻早已顯山露水，從一定程度上說，它們已經具備私募基金應有的特點和性質。
據報道，國內現有私募基金性質的資金總量至少在5000億元以上，其中大多數已經運用美國相關的市場規定和管理章程進行規范運作，並且聚集了一大批業界精英和經濟學家。但美中不足的是，它們只能默默無聞地生存在不見陽光的地下世界裡。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中國基金市場的開放已為時不遠，根據有關協議，5年後國外基金可以進入中國市場，未來市場競爭之激烈可想而知。由此，許多有識之士紛紛呼籲，應盡快賦予私募基金明確的法律身份，讓其早日步入陽光地帶，這不僅有利於規范私募基金的管理和運作，而且可以創造一個公平、公正和公開的市場競爭環境，減少交易成本，推動金融創新，並不斷創造和豐富證券市場上的金融產品和投資渠道，滿足投資者日益多元化的投資需求。
據圈內人士估計，中國現有地下私募基金的總量遠遠超過在深滬兩地掛牌的封閉式基金。其總量保守估計已在2000億元左右，較高估計則達5000億元。按此估算，考慮到這些私募基金主要投資於證券市場，我們可以認為，雖然在深滬兩地掛牌的證券投資基金的股本和凈值占流通市值的比率不到4%，但加上私募基金部分，則這一比例有可能趕上甚至超過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水平（美國1999年投資基金占股票市值的比率為18%）。
所以，私募基金實力強大，需要證券監管部門盡快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逐步規范引導其走向正確發展的道路。雖然中國私募基金市場的發展帶有自發性、地下性，但卻並沒有亂成一團，而是相當講求信譽，秩序井然，迄今為止幾乎沒有出現過大的糾紛問題。正是因為私募基金的市場化，許多公募基金難以解決的問題，甚至在這里得到了解決。
首先是基金持有者與管理人的激勵兼容問題。證券法規定，公募基金每日基金管理人的報酬為上日基金資產凈值乘1.5%乘1/365，比例相當高，這直接導致部分基金管理人希望在短時間內抬高資產凈值以獲益，臨到年底分紅時，又迅速做低凈值，容易造成違規操作。其收入從年終分紅中按比例提取，這使得基金持有者與管理人利益一致。
其次是基金管理人的風險承擔機制。國際上基金管理人一般要持有基金3%至5%的股份，一旦發生虧損，這部分將首先被用來支付，以保證管理人與基金利益綁在一起。中國大部分私募基金也採用這種方式，不同的是其比例高達10%至30%，因此發生虧損時，反而是基金管理人損失最為嚴重。之所以比例這么高,是因為中國信用制度尚未完全建立，同時由於其操作處於地下狀態，風險較大，比例不高難以吸引資本加盟。
第三是基金管理人對於資金持有對象的主動選擇機制。據稱，一家70億元規模的私募基金在招募時即對資本持有人提出「八不要」：資金少的不要，一般每人要在3000萬元以上；要求固定回報的不要；時間短的不要。
第四是融資和投資方式的充分市場化，其中許多可能觸及金融管理規定。在私募基金中，一些不合法但合理的做法非常盛行。
第五是私募基金開始注重治理機制問題。
三季度A股連續下跌，但興業信託公司公布的三季度報告卻顯示，與其合作發行的絕大部分私募基金在三季度末保持了高倉位。
據私募排排網不完全統計，興業信託發布的集合資金信託計劃三季度管理報告顯示，82隻陽光私募9月底平均倉位66.91%。其中，28隻產品倉位九成以上，佔比34.15%，而16隻產品幾乎滿倉操作，持有權益類資產比例在99%以上，佔比19.51%。此外，倉位在70%～90%之間的私募產品數量為16隻，佔比19.51%；倉位在50%～70%的產品數量為14隻，佔比17.07%；倉位在50%以下的私募產品數量為24隻，佔比29.27%，其中，倉位在一成以下的私募產品數量為5隻。
此外，隨著近幾年私募基金獲得爆發式增長。據格上理財統計，陽光私募基金公司已經超過500家，產品總數已超過1000隻，規模達到1500多億。有多家私募基金公司的資產管理規模超過了50億元，多隻私募產品的首發規模超過了10億元，已堪比公募。另據格上理財統計，公募基金2010年全年，共發生372次基金經理變更事項，比2009年高出七成左右，同時發生192起基金經理離職事件，也比2009年的117起高出64%，可以看出公募基金經理變更速度驚人，且有加速趨勢，辭職的基金經理大多數進入私募界發展，中國金融界的精英匯聚於此，說明私募基金的發展是大勢所趨。
伴隨2015年腳步聲到來的是保險資金運用一個接一個細化方案的「落地」。其中，保監會批準保險資金設立私募基金，專項支持中小微企業發展尤為引人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