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特斯拉遭穆迪下調信用評級了嗎
3月27日,特斯拉公司的信用評級遭到穆迪下調,原因是該電動汽車公司仍在不斷燒錢,未能達到預期的產量,且可能很快就得籌集超過20億美元的資金。
盡管特斯拉繼續受益於市場對其電動汽車的認可以及日益增多的政府支持,但它可能得「進行大規模的短期融資,以便償還到期債務並避免流動性短缺。」穆迪說道。該信用評級機構表示,該公司的現金需求可能需要近20億美元的短期融資。
「人們為什麼要買這些債券呢?完全沒有理由購買。」高級分析師希丁·安納德如是談到該公司將在2025年到期的18億美元債券,「你要承擔類似股票的風險,而你所得到的只是5.3%的利息。」
安納德表示,特斯拉可能會選擇發行可轉換票據或者進入擔保貸款市場,來滿足其資本需求。
穆迪表示,如果該公司仍然達不到Model 3的生產目標,以及無法籌集新的資金,那麼它的評級可能會繼續下降。
⑵ 穆迪工業性公司在中國評估了哪些項目
穆迪調降中國主權評級究竟錯在哪兒? 三月二日,穆迪將中國主權債務評級從穩定變成負面。同日,穆迪將二5家中國非保險金融機構的評級展望從穩定調整為負面。下調理由為:中國主權評級展望調整為負面表明中央政府向金融機構提供支持的能力總體上可能弱於穆迪此前的評估。 對此,穆迪給出的理由是,中國政府債務上升、外儲下降和推進改革的不確定性。在穆迪看來,中國經濟增速下降到漆%以內,相應的外儲也降至目前的三.二萬億美元。也就是說,穆迪下調中國的主權信用評級是有數據支撐的。實際上穆迪就是看一國政府的負債水平和還錢的能力。具體就在政府債率、財政赤字、外匯儲備等三大指標上體現。 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國內市場並未對穆迪的負面評級有任何反映,A股當日還是大漲5%,而人民幣匯率繼續保持穩定。不過,穆迪調降中國主權評級報告,馬上激起了中國官媒的憤怒。新華社、人民日報海外版連發文章指責穆迪「亂彈琴」。中國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也回應稱,此次評級不準確,不客觀,穆迪需要靠提示客觀性來恢復其聲譽。 穆迪遭中國官方詬病也並非第一次,早在二0一一年底,央行行長周小川就炮轟以穆迪為代表的三大評級機構,對其評級的水平和效果不甚滿意,特別是對其前瞻性不甚滿意;評級機構運用的方法論與內部程序不夠透明,行業壟斷程度高,缺乏競爭性,評級機構內部業務之間有可能存在利益沖突,影響其獨立性;部分監管者和投資者過度依賴外部評級等問題。 實際上,國內各方對穆迪的評級報告影響力看得有些過重,況且現在穆迪給中國的評級還是「Aa三」,只是長期展望被調為「負面」,所以在國內外金融市場上的影響有限。那麼穆迪的評級報告為啥會激起中國官媒的群體憤怒呢? 首先,作為國際評級機構的穆迪不應該拿有色眼鏡看人。穆迪給中國的主權信用評級是Aa三,這並不高,位置處於穆迪評級體系中的第四高評級。即便過去中國保持兩位數的高增長,三大機構對中國也是「低看一眼」。 例如,中國二00四年以前一直被標為BBB級(「適宜投資」的最低級別),中國的企業、機構普遍是不值得信任的BBB以下的「投機級」。迫於中國經濟高增長的壓力,標普直到二00吧年才將中國主權信用評級提升到A+。 反觀美國,迄今為止穆迪一直維持美國三A最高評級。期間,同行標普曾在二0一一年下調過美國最高等級,目前依舊維持最高三A評級。這種大債權國與大債務國之間信用等級「倒掛」現象,直接導致中國政府、特別是企業海外融資成本大大增加,嚴重影響中國政府和企業的國際形象。而負債累累的美國則因長期坐擁三A等級,每年可以節省數千億美元的利息支付。 再者,穆迪此次引發國內官媒憤怒的另一原因,還在於不確定性的質疑中國政府改革的能力,這與中國政府極力向全球展示形象形成強烈反差。在穆迪的示範下,其同伴標普和惠譽要做出「選邊站隊」的抉擇,是同謀還是不與其同謀?無論最終結果如何,或多或少會中國國際形象產生影響。同時,標普和惠譽亦也會對中國的主權信用體系進行重新評估。 最後,穆迪佔了便宜還買乖,這讓國內官媒氣不打一處來。中國市場向境外投資者開放,而三大評級機構在中國賺錢的方式是通過參股國內的評級機構。例如,穆迪旗下的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就佔有中誠信四9%的股權,惠譽也佔有聯合資信四9%的股權。標普則與上海新世紀早已達到合作。很多國人認為,穆迪在中國賺了不少錢,還要無故看衰中國經濟,實在沒良心。 而筆者認為,在中國G二0上海會議召開、中國「兩會」開幕、全球市場漸顯衰勢的情況下,穆迪放出這樣一個負面預期,確實有些不太負任。中國經濟「無近憂,而有遠慮」,因為在經過需求側推進「穩增長」後,中短期內經濟不會有太大問題。我想就穆迪提到看衰中國經濟的理由,作逐條分析。 其一,中國外儲減少的問題。中國外儲從近四萬億美元,降到當前的三.二萬億美元,足足減少了漆000億美元。其背後原因,正如官方所言是為了「藏匯於民」,居民和企業手中也開始擁有更多的外匯,同時中國人投資海外的熱情也很高漲。所以外儲流失,不能只怪外資轍走,事實上外商投資中國熱情並未削弱。 同時,我們也要看到,由於美聯儲的加息,人民幣貶值預期的上升,國內外游資正逐步轍離中國,會造成外儲在逐步下降。此外,由於央行採取的寬松貨幣政策,以及近期宣布人民幣與美元脫鉤,這使得人民幣貶值預期在逐步上升。 為了穩定匯市,我國央行僅在去年一年內就拋售了數千億美元的外儲。當然,即使現在中國外儲也有三萬多億美元,應付各種經濟和金融震盪也綽綽有餘。故穆迪將中國中短期內的主權評級為負面,顯然有失水準。 其二,中國政府債務率和財政赤字也是「無近憂,卻有遠慮」。很多學者認為,我國政府債務只佔GDP不到四0%,而國際上的債務安全線是陸0%,整體主權債務沒有問題。事實上,我國中央政府的債務率並不高,所以今年財政部要擴大中央政府的財政赤字,但地方政府的債務率因二009年的投資大躍進總體偏高。 筆者並不擔心中央政府的債務率上升,而擔心部分地方政府本身債務高築,再加上地方政府為投資平台隱性擔保,如果再肆意擴大財政赤字,恐怕風險會很大。但是,只要中央政府允許地方政府發債,銀行將地方到期債務償還延後,以及土地財政收入維持穩定,從中短期來看,中國地方政府債務風險一時難以爆發。 其三,我國政府管控金融風險的能力很強,去年發生股災後,政府明確提出堅守「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從而使中國避免了一次真正的系統性風險。 但近期,央行的貨幣政策逐步放開,以及各種房地產利好政策的出台,國內一線城市房價被繼續推高。從中短線來看,只要貨幣政策寬松和政府繼續給房地產「加杠桿」,連房產中介都做起了場外配資的生意。顯然在政府的強有力的管控之下,國內一線城市房地產泡沫暫時應該無虞。 而筆者認為,國內樓市中短期內發生系統性風險可能性不大。但從長遠來看,天量信貸資金湧入一線城市房地產業,助推了房價泡沫,中國樓市的系統性風險仍存在。而穆迪調降當前中國主權信用評級,顯然過早看空了房地產金融風險,也低估了我國政府在中短期內調控房地產市場的能力
⑶ 穆迪為什麼降低中國信用評級
2017年5月24日,美國信用評級機構穆迪(Moody's)將中國長城資產的信用評級從Aa3降低至A1,並將我國前景展望從「穩定」調為「負」。這是25年以來,三大評級機構(標准普爾、惠譽國際、穆迪)首次降級我國。
我沒有什麼證據,但是結合我國和世界其他大經濟在2017年的經濟狀況來看,我認為這次降級的原因不會這么簡單。一些專家認為: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之一,這樣突如其來的降級不合常理。
穆迪在2016年對我國的發展前景的預測是持樂觀態度的,半年沒到就變了張臉。難免會讓人覺得,是不是有人在暗中搗鬼,亦或者是阻礙我國經濟發展(一個猜測,不一定對)。
以上內容引自虎嗅網
⑷ 中國財政部為什麼在次級債的問題上批評三大信用評級公司,確實是這三家公司的錯嗎
國際三大信用評級公司透視(轉貼)
信用是市場經濟的基礎。市場經濟的發展越深入,對信用的要求就越高。為減少投資風險,增加市場透明度,信用評級應運而生。所謂信用評級,是指專業機構對債務人就某一特定債務能否准時還本付息的能力及意願加以評估,分為資本市場、商業市場及消費者等三類評級,其中資本市場評級居核心地位。長期以來,穆迪(Moody′s,美資)、標准普爾(Standard & Poor′s,美資)和惠譽國際(Fitch Rating,原為美資,現為法資控股)位列國際資本評級市場「三甲」,不過惠譽在市場份額、贏利能力以及國際影響力方面遠遜於前兩者,國際資本評級市場的話語權實際是「兩強壟斷」。三大評級公司在一定程度與一定范圍內增加了市場透明度,提高了金融交易效率,為政府監管部門提供了管理依據與參考資料,但與此同時,它們也成為西方某些勢力持續推行美國價值觀與強權,進而威脅主權國家經濟安全的一個新工具。
三大評級公司的獨立、公正、客觀與科學性受到廣泛質疑
美國信用評級制度運作已近一個世紀。美國商法規定,評級公司屬於一般股份公司,接受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監管。為保證評級的公正與客觀,評級公司應保持自身的獨立性,主要是獨立於政府機構之外。評級公司雖對股東負責,但當股東與大眾利益沖突時,必須置大眾利益於優先的地位。因此,獨立、公正、客觀與科學是信用評級公司存在的前提和基礎,但正是在這方面三大評級公司受到了廣泛質疑。
令人質疑的獨立性。一是政府給予特權。1975年SEC認可穆迪、標普與惠譽三家公司為「全國認定的評級組織」(NRSRO),並規定外國籌資者在美國金融市場融資時必須接受NRSRO評級公司的評估,由此確立了三大公司的壟斷地位。今年3月,美國參議院銀行委員會主席理查德·謝爾比在參議院就評級公司問題舉行的聽證會上指出,穆迪和標普幾乎遇不到什麼競爭,其所以財源滾滾,主要是得益於「受控特許」。二是長期受到庇護。為防止那些「缺乏道德」的評級公司肆意出售AAA評級,SEC限制其他公司進入資本評級市場。在安然、世通等一系列公司財務丑聞發生後,SEC在諸多壓力下,也只增加了多美年(Dominion)一家評級公司為NRSRO。名義上信用評級受SEC監管,但事實上三大公司極少向SEC報送相關資料,SEC的例行檢查平均每五年才有一次。因此,長期以來,三大公司幾乎沒有受到任何監督。
令人質疑的公正性。首先是以美國的標准為標准。國家因發行國債而成為資本市場的重要主體,鑒於國家的巨大清償能力以及主權的敏感性,一般的評級公司都不涉及主權國家信譽評級,但三大評級公司的一個重要評估標的卻是主權國家信譽,而且把市場自由化作為評價的重要依據。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後,馬來西亞為穩定經濟,採取關閉外匯市場的斷然措施,受到三大公司的一致聲討,然而事後證明馬來西亞的管制政策是成功的。其次是長期奉行雙重標准。三大公司在美國本土評級時,主要依據被評估公司自身或經美國會計公司發布的報告,但對於美國以外的企業,除少數進行「自願評估」(需要付費)外,大多數則是所謂的「獨立評估」。問題在於,三大公司對美國本土市場存在的問題經常視而不見,對他國尤其是美國不喜歡的國家的金融市場動態則往往「明察秋毫」。1995年英國巴林銀行破產,當時美國銀行的金融衍生品不良投資高達23萬億美元,但三大公司都不曾降低美國銀行的信譽等級。從「9·11」事件到安然等巨型企業財務丑聞,摩根大通等知名銀行金融欺詐,再到伊拉克戰爭與持續恐怖襲擊威脅等,美國金融市場遭遇連續的沖擊,國際資本一度紛紛逃離美國,三大公司同樣不曾也不打算降低美國主權信用評級。
令人質疑的客觀性。長期以來,三大公司堅持以美國的價值觀來審視亞洲文化與市場環境,因而在對亞洲進行評級時總是「另眼相看」。2002年,三大公司將日本政府債券的評級列在工業七國最末,其信貸級別排在波札那之後,與拉脫維亞和波蘭同等。日本國際金融中心(JCIF)認為,外國評級公司未能反映日本獨特的商業慣例,評級結果並不能表達真實情況。時任財務省國際事務次官黑田東彥要求三大公司出具詳細的評定標准,認為日本擁有很高的個人儲蓄率及龐大的海外資產,對國內投資者能完全清償債務,因此沒有任何理由繼續調低日本政府債券評級。中國經濟多年來的快速增長和良好的發展預期令全球矚目,但直到2003年底,標普對中國主權信用評級10年不變,即「適宜投資」的最低限——BBB級。《華爾街日報》評論,標普將中國大陸銀行全部定為垃圾等級。眾多國際著名的投資機構都認為標普的這一評級「保守得有些可笑」。這不僅損害中國的國際形象,影響中國的投資環境,而且造成數以百億美元計的經濟損失,因為中資機構與企業在境外融資時要付出更高的成本。
令人質疑的科學性。法國《世界報》2003年5月6日載文指出,評級公司缺乏信息發布工作的規則,發布信息的無規律性使人們對其預測能力產生懷疑。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商學院金融系副教授黃京志認為,三大公司使用的方法與模型已經過時,模型使用的數據對於美國本土公司一般一季度才更新一次,而境外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公司的數據更新周期往往超過一年甚至更長,遠不能適應快速發展的金融市場的需要。長期以來,三大公司收集和發布信息的活動一直是灰色的,乃至暗箱操作,信息可靠性存在嚴重問題。英國《金融時報》今年3月13日就此發表評論:按照大多數標准衡量,信用評級行業都是全世界最缺乏競爭性和透明度的市場。當為安然公司評級的評級師被質問為什麼對安然財務報告的重大疑點視而不見時,該評級師承認他沒有能力把握安然的業務和財務結構,也沒有認真讀過這些財務報告。此外,三大公司利用其壟斷地位,在向客戶主動提供信用評級時往往變相要求購買其他服務。1996年穆迪曾受到美國司法部的反壟斷調查,原因就是被懷疑對客戶變相進行了捆綁銷售,迫使客戶購買其全套服務。
不僅難以發揮預警功能,反而時常加劇金融市場動盪
三大公司因為已經存在而合理,因為美國政府而獲得壟斷地位並具有強大影響力。但由於缺乏應有的獨立、公正、客觀與科學性,它們不僅難以及時、准確地發揮預警功能,相反時常加劇金融市場的動盪。
難以發揮預警功能,在美國本土備受質疑。三大公司或根據被評估企業公布的信息資料進行評估,或根據自己掌握的信息進行所謂獨立評估。但實際表明,這兩種評估的科學性都存在疑問。1992年,加州保險司長控訴標普及穆迪先前給予倒閉的Executive Life保險公司不實且過高的評級,導致投資人遭受損失;1996年,加州橘郡指控標普未能對該郡所投資的基金風險進行恰當評估,以致擴大舉債終至破產。自2001年底,一連串巨型公司出現財務欺詐丑聞,美國金融市場由此出現嚴重的信用危機,評級公司反應滯後,未能發揮所期望的預警作用,自身信譽備受質疑:要麼有意隱瞞不報,這意味其喪失了應有的獨立與公正性;要麼真的沒有發覺,這意味其喪失了應有的客觀性與科學性。連美國國會和聯邦調查人員都指責評級公司的失職,沒有在「大廈將傾」之前發出警告。在內外壓力下,SEC出具的報告羅列了信用評級業存在的12種問題與缺陷,使三大公司陷入了空前的尷尬境地。
常步市場後塵,在國際領域屢屢失信。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醞釀之時,三大公司未能發出任何警告;等到危機爆發後,慌張應對,降級過激,加劇市場恐慌。1996年9月,穆迪與標普分別給韓國開發銀行的長期債信評級為「A1」及「A+」,均屬於投資等級;韓國危機發生後,急速降至為「Ba1」及「B+」,已屬垃圾等級。1997年7月,泰銖發生危機,穆迪與標普仍給泰國政府公債「A」級,直到10月才加以調整。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與2000年土耳其金融危機,三大公司都未能預測危機的到來,直到危機已經成型,才遲遲降低有關信用等級。因此,國際清算銀行(BIS)認為,「評級公司經常步市場的後塵」。
加劇國際金融動盪,受到越來越多的指責。三大公司幾乎壟斷了整個國際資本市場的話語權,儼然成為國際金融市場的調節者,往往一個業務聲明就能引發金融市場的震盪。1997年以前,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增長、外匯儲備、外貿順差、製造業競爭力、居民儲蓄等項指標都好於美國等諸多發達國家。但由於話語權掌握在三大公司手中,東南亞國家所獲得的評級均低於美歐國家,由此引發相關國家的資本外逃,惡化了地區的金融局勢。1997年11月28日到12月11日,穆迪將韓國外匯債券和票據的評級從原來的A1急速調降到「Baa2」,導致韓元對美元匯率暴跌,股市一落千丈,中型企業接二連三倒閉,從而引發韓國全面金融危機。德國《經濟周刊》1998年2月5日載文評論,國際信用評級公司對亞洲危機毫無預感,它們知道的並不比金融市場多,根本就不起作用,而現在卻火上澆油。法國《世界報》2003年5月6日的文章認為,信用評級公司提供的信息(特別是關於可能出現危機形勢的信息)毫無作用。人們責備信用評級公司,認為它們要麼沒有提前預測危機,直到危機已經到來,才遲遲降低有關信用等級(如在1998年俄羅斯危機、2000年土耳其危機問題上),要麼相反,過早地降低有關信用等級,加快了危機形勢的到來(如在1999年巴西危機、2001年阿根廷危機問題上)。
「在關鍵時刻發揮關鍵作用」的另一新強權
評級公司的「魔力」形成路徑是「建立信譽——確立地位——產生依賴——實施影響」。穆迪與標普「兩強」不僅通過大力宣傳、積極公關等多種手段建立市場信譽,影響與操控市場,謀取壟斷利益,而且充分利用其壟斷利潤,通過暗中利益輸送、直接向本土評級公司購買、聘請政府官員開講座或擔任咨詢師、與高校及研究機構進行學術合作等各種途徑,獲取各類商業與非商業信息,並利用這些信息獲取不正當利益。更為重要的是,「在關鍵時刻發揮關鍵作用」,協助美國政府攫取政治利益。《紐約時報》曾在社論中指稱:評級機構是冷戰結束後,國際上的另一個新強權。
配合美國公司的經營擴張。穆迪與標普的評級直接決定融資成本,制約企業的生存與發展空間,已變相掌握了企業的生殺大權,這種權力正被悄悄運用於美國跨國公司的全球擴張與經營戰略。日本證券市場相對閉塞,長期為本土四大券商壟斷,美國投資銀行垂涎已久。東亞金融危機使日本金融業陷入動盪,四大券商之一的山一證券成為金融鏈條中最薄弱的環節。1994—1996年,山一股票價格一直在600—1000日元之間波動。但是,自穆迪1997年6月宣布要降低山一評級後,山一股價一路下滑,8月滑落到200日元。11月穆迪宣布正式降級後,美國證券公司立即拋售其股票,不僅造成山一股價狂瀉,最後跌到1日元,還斷絕其從短期資金市場籌資以起死回生的後路。山一倒閉後,美國最大券商美林公司乘機接管山一證券,原本屬於山一的50間店面、2000名精幹員工及經營技術,全都歸屬美林。
擾亂主權國家的經濟秩序。評級公司作為一個公共服務機構,本只具有引導資本市場的服務性功能,然而穆迪與標普的權力不斷膨脹,幾乎充當了金融市場的調節大師。日本的泡沫經濟破滅後,日本銀行業累積了巨額不良債權。按傳統習慣,日本官方、民間機構與傳媒,不會輕易觸及國內累積巨額不良債權的銀行與金融公司,而是依照日本獨有方式由銀行與金融公司悄然漸進處理,以期不出現重大金融風波。但是,穆迪與標普「毫無保留地」重估日本企業的投資安全度,打破了日本的傳統游戲規則,使日本金融陷入持續動盪。日本媒體將穆迪與標普給日本企業、經濟帶來的沖擊描述為:不單像歷史上用大炮打開日本鎖國大門的「黑船」,還像最終全面佔領日本的赫爾「最後通牒」,具有強大無比的破壞力,以致在工商界普遍出現「評級恐懼症」。
直接為美國政治利益服務。有研究認為,東亞金融危機是美國對東盟吸納緬甸加入表示不滿的一次政治報復,而穆迪和標普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視。1997年4月中旬,穆迪將泰國政府的長期借貸級別從A2下降為A3,4月25日又宣布降低泰國大城、京都和泰軍人三家主要銀行的信用等級,從而加劇市場恐慌,誘發資本外逃,導致金融危機爆發。1998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上,馬來西亞總理就此嚴詞批評穆迪和標普缺乏客觀性,助紂為虐。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德國一直反對,兩國裂痕加深。2003年3月,德國企業接二連三地被標普降低信貸評級,由此導致包括最大的鋼鐵製造商——蒂森克虜伯公司在內的相關企業股價跌至有史以來的最低點。德國社民黨經濟委員會領導人溫德稱,「近期的降級引起我們高度關注,我不排除德美緊張的外交關系間接地影響了評級結果的可能」。十分「巧合」的是,澳大利亞全力支持美對伊戰爭,標普將澳外匯債務評級升至AAA最高級。德國政府為此憤怒不已,明確表示向美國評級領域的霸權發起反擊,要求歐洲信貸機構聯合起來抗衡美國評級公司。德國財政部表示,將對標普和穆迪進行更嚴格的審查,並宣稱德國要通過立法以「保證評級的公正性」。
三大公司尤其是「兩強」的壟斷與危害,正在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所認知。越來越多的國家將信用評級看成是一項非常特殊的行業,扮演著一個國家資本市場「看門人」的角色,涉及國家主權,關系一國經濟、金融與信息安全。因此,紛紛採取措施,消除對三大公司的迷信與盲目追捧,限制與三大公司的聯系,加強對三大公司的監督,減少直至消除對三大公司的依賴,促進本土評級公司的發展。
(轉貼於: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江涌同題文章)
⑸ 穆迪為什麼下調豐田汽車信用評級答案在這里
近日,「車軲轆話」獲悉,1月23日穆迪聲明將豐田汽車的評級從穩定調為負面,並依然保持其Aa3的債務評級。
穆迪長期評級共分九個級別:Aaa、Aa、A、Baa、Ba、B、Caa、Ca和C。
再說幾句
很多人都知道,穆迪、標普和惠譽是世所公認的三大評級機構,主營業務占市場份額在95%以上。
《世界是平的》作者湯馬斯·弗里德曼曾如此調侃:「我們生活在兩個超級大國的世界裡,一個是美國,一個是評級機構。美國可以用炸彈摧毀一個國家,評級機構可以用債券降級毀滅一個國家;有時候,兩者的力量說不上誰更大。」
本文來源於汽車之家車家號作者,不代表汽車之家的觀點立場。
⑹ 穆迪評級的調整評級
大多數發行人及其債務的信用素質並非一成不變,而是會根據情況作出調整。調整評級的目的 是反映發行人及其債務的內在相對狀況的變化。
個別債務的評級隨時都有可能調整。如果穆迪發覺相關債務的信用狀況出現變動,或先前的評 級未能充分反映債券當前的素質,即會調整評級。調整的性質決定了對較低等級債券的評級的 調整通常多於較高等級債券的調整。然而,債券評級使用者應隨時密切注意所有評級(包括低 級與高級),以便即時知悉可能出現的任何調整跡象。
⑺ 穆迪下調中國評級至負面 踩到誰的尾巴
全球三大信用評級機構之一美國標准普爾評級公司18日宣布,考慮到美國預算赤字巨大以及民主、共和兩黨可能無法就削減赤字達成共識等因素,把美國長期主權信用評級前景展望由「穩定」下調為「負面」,維持主權信用評級不變。
主權信用評級兩年內或下調
目前標普將美國長期主權信用評級定為最高一級AAA級。標普警告,兩年內可能下調美國主權信用評級。如果到2013年「美國國會無法達成一致,沒有採取有實質意義舉措」,標普將考慮把美國長期主權信用評級調為「低於AAA的級別」,下調主權信用評級的可能性至少為三分之一。
標普在聲明中稱,2003年到2008年之間,美國政府總赤字佔GDP的比例一直都在2%到5%之間波動,但在2009年,美國政府赤字佔GDP的比例超過了11%,明顯高於大多數擁有「AAA」信用評級的主權國家,且到目前為止仍未恢復正常。
標普的悲觀預期是,美國政府赤字在GDP總額中所佔比例將在2013年達9.1%,凈債務在GDP總額中所佔比例將超90%。即使按照最樂觀的預期,該機構也認為2013年的美國財務狀況也將不如其他擁有「AAA」主權信用評級的國家那樣強健。
小資料
標普的信用評級制度
標准普爾公司是世界三大評級機構之一,其評級分為長期債券信用等級和短期信用評級。
其中,長期債券信用等級,共設10個等級分別為AAA、AA、A、BBB、BB、B、CCC、CC、C和D,其中長期信用等級的AA至CCC級可用「+」和「-」號進行微調。短期債券信用等級,共設6個等級分別為A-1、A-2、A-3、B、C和D。最高評級代表償還債務能力極強。
標普、穆迪和惠譽等評級機構在授予評級的同時,往往還會對這一評級的前景做出說明。前景評級分為三等,依次為正面、穩定和負面,分別意味著評級機構未來可能調升、保持或調降相應的評級。對最高級AAA而言,前景評級只有穩定和負面兩種。
⑻ 穆迪下調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對中國經濟有什麼直接影響
round hoop can roll, the watermelon round .
⑼ 穆迪調降中國評級為什麼匯率
穆迪官方給出的原因是我國首都北京經濟疲軟,債務上升,金融體系混亂。信用評級下降帶來的後果可能會提高國家企業、國家銀行等國有機構的借款成本。在調整前,中國工商銀行發布的5年期美元債券收益率為3.2%,而同評級的高盛發行的債券,收益率則為2.8%。
⑽ 穆迪下調中國評級會有什麼負面影響
會融資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