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s警告bbb級債券降級壓力

❶ 債券的評級與降級是什麼意思

例如，一家不好的公司發債券，萬一經營不善就可能還不起錢，所以公司、機構、國（）家發行債券，就得找評級機構給他們的債權評級。經營好、還債能力強的發行機構的評級就高，反之則低。原來好的，現在不好了，他的評級就會降，就叫降級了。

❷ 一件金融大丑聞，中國人民到底損失多少錢

這不只是經濟, 是政治... 就象送紅包一樣

❸ 美國汽車製造商成為「垃圾級」是一種怎樣的體驗

近日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標准普爾全球評級將福特信用評級從BBB-下調至BB+，也就是所謂的「垃圾級」。緊接著標普也迅速將達美航空的投資級別從BBB-下調至了垃圾級別的BB，比投資級別更低兩級。

「垃圾級」這一說法——就源自普爾先生於1860年創立的標准普爾。

自成立以來，標准普爾就一直在建立市場透明度方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也是目前國際上公認的最具權威性的三大信用評級機構之一。標准普爾的信用等級標准，從高到低可劃分為：AAA級、AA級、A級、BBB級、BB級、B級、CCC級、CC級、C級和D級。

十年前，通用汽車和克萊斯勒10年前分別接受了510億美元和125億美元的聯邦救助，福特沒有接受聯邦政府的資金。不過，眼下的疫情危機雖然可能對汽車行業產生巨大的影響，但仍不太可能像2008~2009年金融危機那樣嚴重。

誰都忘不了那個冬天，但誰也不想重走來時路。如果他們熬過了當年那場金融危機，那麼現在只能寄希望憑借過往十年裡打下的基礎能夠更好地應對這場風暴。

文/匹諾

本文來源於汽車之家車家號作者，不代表汽車之家的觀點立場。

❹ 中國財政部為什麼在次級債的問題上批評三大信用評級公司，確實是這三家公司的錯嗎

國際三大信用評級公司透視（轉貼）
信用是市場經濟的基礎。市場經濟的發展越深入，對信用的要求就越高。為減少投資風險，增加市場透明度，信用評級應運而生。所謂信用評級，是指專業機構對債務人就某一特定債務能否准時還本付息的能力及意願加以評估，分為資本市場、商業市場及消費者等三類評級，其中資本市場評級居核心地位。長期以來，穆迪（Moody′s，美資）、標准普爾（Standard & Poor′s，美資）和惠譽國際（Fitch Rating，原為美資，現為法資控股）位列國際資本評級市場「三甲」，不過惠譽在市場份額、贏利能力以及國際影響力方面遠遜於前兩者，國際資本評級市場的話語權實際是「兩強壟斷」。三大評級公司在一定程度與一定范圍內增加了市場透明度，提高了金融交易效率，為政府監管部門提供了管理依據與參考資料，但與此同時，它們也成為西方某些勢力持續推行美國價值觀與強權，進而威脅主權國家經濟安全的一個新工具。
三大評級公司的獨立、公正、客觀與科學性受到廣泛質疑
美國信用評級制度運作已近一個世紀。美國商法規定，評級公司屬於一般股份公司，接受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監管。為保證評級的公正與客觀，評級公司應保持自身的獨立性，主要是獨立於政府機構之外。評級公司雖對股東負責，但當股東與大眾利益沖突時，必須置大眾利益於優先的地位。因此，獨立、公正、客觀與科學是信用評級公司存在的前提和基礎，但正是在這方面三大評級公司受到了廣泛質疑。
令人質疑的獨立性。一是政府給予特權。1975年SEC認可穆迪、標普與惠譽三家公司為「全國認定的評級組織」（NRSRO），並規定外國籌資者在美國金融市場融資時必須接受NRSRO評級公司的評估，由此確立了三大公司的壟斷地位。今年3月，美國參議院銀行委員會主席理查德·謝爾比在參議院就評級公司問題舉行的聽證會上指出，穆迪和標普幾乎遇不到什麼競爭，其所以財源滾滾，主要是得益於「受控特許」。二是長期受到庇護。為防止那些「缺乏道德」的評級公司肆意出售AAA評級，SEC限制其他公司進入資本評級市場。在安然、世通等一系列公司財務丑聞發生後，SEC在諸多壓力下，也只增加了多美年（Dominion）一家評級公司為NRSRO。名義上信用評級受SEC監管，但事實上三大公司極少向SEC報送相關資料，SEC的例行檢查平均每五年才有一次。因此，長期以來，三大公司幾乎沒有受到任何監督。
令人質疑的公正性。首先是以美國的標准為標准。國家因發行國債而成為資本市場的重要主體，鑒於國家的巨大清償能力以及主權的敏感性，一般的評級公司都不涉及主權國家信譽評級，但三大評級公司的一個重要評估標的卻是主權國家信譽，而且把市場自由化作為評價的重要依據。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後，馬來西亞為穩定經濟，採取關閉外匯市場的斷然措施，受到三大公司的一致聲討，然而事後證明馬來西亞的管制政策是成功的。其次是長期奉行雙重標准。三大公司在美國本土評級時，主要依據被評估公司自身或經美國會計公司發布的報告，但對於美國以外的企業，除少數進行「自願評估」（需要付費）外，大多數則是所謂的「獨立評估」。問題在於，三大公司對美國本土市場存在的問題經常視而不見，對他國尤其是美國不喜歡的國家的金融市場動態則往往「明察秋毫」。1995年英國巴林銀行破產，當時美國銀行的金融衍生品不良投資高達23萬億美元，但三大公司都不曾降低美國銀行的信譽等級。從「9·11」事件到安然等巨型企業財務丑聞，摩根大通等知名銀行金融欺詐，再到伊拉克戰爭與持續恐怖襲擊威脅等，美國金融市場遭遇連續的沖擊，國際資本一度紛紛逃離美國，三大公司同樣不曾也不打算降低美國主權信用評級。
令人質疑的客觀性。長期以來，三大公司堅持以美國的價值觀來審視亞洲文化與市場環境，因而在對亞洲進行評級時總是「另眼相看」。2002年，三大公司將日本政府債券的評級列在工業七國最末，其信貸級別排在波札那之後，與拉脫維亞和波蘭同等。日本國際金融中心（JCIF）認為，外國評級公司未能反映日本獨特的商業慣例，評級結果並不能表達真實情況。時任財務省國際事務次官黑田東彥要求三大公司出具詳細的評定標准，認為日本擁有很高的個人儲蓄率及龐大的海外資產，對國內投資者能完全清償債務，因此沒有任何理由繼續調低日本政府債券評級。中國經濟多年來的快速增長和良好的發展預期令全球矚目，但直到2003年底，標普對中國主權信用評級10年不變，即「適宜投資」的最低限——BBB級。《華爾街日報》評論，標普將中國大陸銀行全部定為垃圾等級。眾多國際著名的投資機構都認為標普的這一評級「保守得有些可笑」。這不僅損害中國的國際形象，影響中國的投資環境，而且造成數以百億美元計的經濟損失，因為中資機構與企業在境外融資時要付出更高的成本。
令人質疑的科學性。法國《世界報》2003年5月6日載文指出，評級公司缺乏信息發布工作的規則，發布信息的無規律性使人們對其預測能力產生懷疑。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商學院金融系副教授黃京志認為，三大公司使用的方法與模型已經過時，模型使用的數據對於美國本土公司一般一季度才更新一次，而境外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公司的數據更新周期往往超過一年甚至更長，遠不能適應快速發展的金融市場的需要。長期以來，三大公司收集和發布信息的活動一直是灰色的，乃至暗箱操作，信息可靠性存在嚴重問題。英國《金融時報》今年3月13日就此發表評論：按照大多數標准衡量，信用評級行業都是全世界最缺乏競爭性和透明度的市場。當為安然公司評級的評級師被質問為什麼對安然財務報告的重大疑點視而不見時，該評級師承認他沒有能力把握安然的業務和財務結構，也沒有認真讀過這些財務報告。此外，三大公司利用其壟斷地位，在向客戶主動提供信用評級時往往變相要求購買其他服務。1996年穆迪曾受到美國司法部的反壟斷調查，原因就是被懷疑對客戶變相進行了捆綁銷售，迫使客戶購買其全套服務。
不僅難以發揮預警功能，反而時常加劇金融市場動盪
三大公司因為已經存在而合理，因為美國政府而獲得壟斷地位並具有強大影響力。但由於缺乏應有的獨立、公正、客觀與科學性，它們不僅難以及時、准確地發揮預警功能，相反時常加劇金融市場的動盪。
難以發揮預警功能，在美國本土備受質疑。三大公司或根據被評估企業公布的信息資料進行評估，或根據自己掌握的信息進行所謂獨立評估。但實際表明，這兩種評估的科學性都存在疑問。1992年，加州保險司長控訴標普及穆迪先前給予倒閉的Executive Life保險公司不實且過高的評級，導致投資人遭受損失；1996年，加州橘郡指控標普未能對該郡所投資的基金風險進行恰當評估，以致擴大舉債終至破產。自2001年底，一連串巨型公司出現財務欺詐丑聞，美國金融市場由此出現嚴重的信用危機，評級公司反應滯後，未能發揮所期望的預警作用，自身信譽備受質疑：要麼有意隱瞞不報，這意味其喪失了應有的獨立與公正性；要麼真的沒有發覺，這意味其喪失了應有的客觀性與科學性。連美國國會和聯邦調查人員都指責評級公司的失職，沒有在「大廈將傾」之前發出警告。在內外壓力下，SEC出具的報告羅列了信用評級業存在的12種問題與缺陷，使三大公司陷入了空前的尷尬境地。
常步市場後塵，在國際領域屢屢失信。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醞釀之時，三大公司未能發出任何警告；等到危機爆發後，慌張應對，降級過激，加劇市場恐慌。1996年9月，穆迪與標普分別給韓國開發銀行的長期債信評級為「A1」及「A+」，均屬於投資等級；韓國危機發生後，急速降至為「Ba1」及「B+」，已屬垃圾等級。1997年7月，泰銖發生危機，穆迪與標普仍給泰國政府公債「A」級，直到10月才加以調整。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與2000年土耳其金融危機，三大公司都未能預測危機的到來，直到危機已經成型，才遲遲降低有關信用等級。因此，國際清算銀行（BIS）認為，「評級公司經常步市場的後塵」。
加劇國際金融動盪，受到越來越多的指責。三大公司幾乎壟斷了整個國際資本市場的話語權，儼然成為國際金融市場的調節者，往往一個業務聲明就能引發金融市場的震盪。1997年以前，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增長、外匯儲備、外貿順差、製造業競爭力、居民儲蓄等項指標都好於美國等諸多發達國家。但由於話語權掌握在三大公司手中，東南亞國家所獲得的評級均低於美歐國家，由此引發相關國家的資本外逃，惡化了地區的金融局勢。1997年11月28日到12月11日，穆迪將韓國外匯債券和票據的評級從原來的A1急速調降到「Baa2」，導致韓元對美元匯率暴跌，股市一落千丈，中型企業接二連三倒閉，從而引發韓國全面金融危機。德國《經濟周刊》1998年2月5日載文評論，國際信用評級公司對亞洲危機毫無預感，它們知道的並不比金融市場多，根本就不起作用，而現在卻火上澆油。法國《世界報》2003年5月6日的文章認為，信用評級公司提供的信息（特別是關於可能出現危機形勢的信息）毫無作用。人們責備信用評級公司，認為它們要麼沒有提前預測危機，直到危機已經到來，才遲遲降低有關信用等級（如在1998年俄羅斯危機、2000年土耳其危機問題上），要麼相反，過早地降低有關信用等級，加快了危機形勢的到來（如在1999年巴西危機、2001年阿根廷危機問題上）。
「在關鍵時刻發揮關鍵作用」的另一新強權
評級公司的「魔力」形成路徑是「建立信譽——確立地位——產生依賴——實施影響」。穆迪與標普「兩強」不僅通過大力宣傳、積極公關等多種手段建立市場信譽，影響與操控市場，謀取壟斷利益，而且充分利用其壟斷利潤，通過暗中利益輸送、直接向本土評級公司購買、聘請政府官員開講座或擔任咨詢師、與高校及研究機構進行學術合作等各種途徑，獲取各類商業與非商業信息，並利用這些信息獲取不正當利益。更為重要的是，「在關鍵時刻發揮關鍵作用」，協助美國政府攫取政治利益。《紐約時報》曾在社論中指稱：評級機構是冷戰結束後，國際上的另一個新強權。
配合美國公司的經營擴張。穆迪與標普的評級直接決定融資成本，制約企業的生存與發展空間，已變相掌握了企業的生殺大權，這種權力正被悄悄運用於美國跨國公司的全球擴張與經營戰略。日本證券市場相對閉塞，長期為本土四大券商壟斷，美國投資銀行垂涎已久。東亞金融危機使日本金融業陷入動盪，四大券商之一的山一證券成為金融鏈條中最薄弱的環節。1994—1996年，山一股票價格一直在600—1000日元之間波動。但是，自穆迪1997年6月宣布要降低山一評級後，山一股價一路下滑，8月滑落到200日元。11月穆迪宣布正式降級後，美國證券公司立即拋售其股票，不僅造成山一股價狂瀉，最後跌到1日元，還斷絕其從短期資金市場籌資以起死回生的後路。山一倒閉後，美國最大券商美林公司乘機接管山一證券，原本屬於山一的50間店面、2000名精幹員工及經營技術，全都歸屬美林。
擾亂主權國家的經濟秩序。評級公司作為一個公共服務機構，本只具有引導資本市場的服務性功能，然而穆迪與標普的權力不斷膨脹，幾乎充當了金融市場的調節大師。日本的泡沫經濟破滅後，日本銀行業累積了巨額不良債權。按傳統習慣，日本官方、民間機構與傳媒，不會輕易觸及國內累積巨額不良債權的銀行與金融公司，而是依照日本獨有方式由銀行與金融公司悄然漸進處理，以期不出現重大金融風波。但是，穆迪與標普「毫無保留地」重估日本企業的投資安全度，打破了日本的傳統游戲規則，使日本金融陷入持續動盪。日本媒體將穆迪與標普給日本企業、經濟帶來的沖擊描述為：不單像歷史上用大炮打開日本鎖國大門的「黑船」，還像最終全面佔領日本的赫爾「最後通牒」，具有強大無比的破壞力，以致在工商界普遍出現「評級恐懼症」。
直接為美國政治利益服務。有研究認為，東亞金融危機是美國對東盟吸納緬甸加入表示不滿的一次政治報復，而穆迪和標普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視。1997年4月中旬，穆迪將泰國政府的長期借貸級別從A2下降為A3，4月25日又宣布降低泰國大城、京都和泰軍人三家主要銀行的信用等級，從而加劇市場恐慌，誘發資本外逃，導致金融危機爆發。1998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上，馬來西亞總理就此嚴詞批評穆迪和標普缺乏客觀性，助紂為虐。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德國一直反對，兩國裂痕加深。2003年3月，德國企業接二連三地被標普降低信貸評級，由此導致包括最大的鋼鐵製造商——蒂森克虜伯公司在內的相關企業股價跌至有史以來的最低點。德國社民黨經濟委員會領導人溫德稱，「近期的降級引起我們高度關注，我不排除德美緊張的外交關系間接地影響了評級結果的可能」。十分「巧合」的是，澳大利亞全力支持美對伊戰爭，標普將澳外匯債務評級升至AAA最高級。德國政府為此憤怒不已，明確表示向美國評級領域的霸權發起反擊，要求歐洲信貸機構聯合起來抗衡美國評級公司。德國財政部表示，將對標普和穆迪進行更嚴格的審查，並宣稱德國要通過立法以「保證評級的公正性」。
三大公司尤其是「兩強」的壟斷與危害，正在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所認知。越來越多的國家將信用評級看成是一項非常特殊的行業，扮演著一個國家資本市場「看門人」的角色，涉及國家主權，關系一國經濟、金融與信息安全。因此，紛紛採取措施，消除對三大公司的迷信與盲目追捧，限制與三大公司的聯系，加強對三大公司的監督，減少直至消除對三大公司的依賴，促進本土評級公司的發展。
（轉貼於：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江涌同題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