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投資理財的變化

A.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機構體系變化的原因及未來的發展趨勢

金融機構體系變化：大一統的金融百貨公司——分業經營——混業經營趨勢
原因：金融市場不成熟，監管不完善，機構內控制度有待改善、實力不強、抗風險能力弱。
有混業的趨勢是因為：國家趨勢的金融全球化，監管一體化，金融自由化，金融創新，等。

B. 投資理財的人越來越理性，對於市場經濟有何影響

國民理財的各項大數據落入人們的眼簾。對於理財意識的提升，有喜有憂，其中幾點隱憂很有必要提醒大家注意。

C.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財政制度的歷史變革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變化及其影響
中國社會結構的變化
結構分化作為社會變遷的主要形式之一，其對現代化的影響主要通過兩個機制，即由異質性所體現的社會分工和專業化組織對生產效率的促進作用，以及角色多元化和職業等級差異對階層多元化、社會流動和教育普及的引發及促進作用，這兩者都有助於消除封建的「先賦」特權，增加個人「自致」地位的比重。因此，許多社會學家將社會結構的分化程度作為衡量一個國家現代化水平的主要指標之一，將結構分化的形態作為觀察和描述現代化過程的一個重要方面。
改革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最根本的變化是由總體性社會向分化性社會的轉變，這I 一變化的根本動因是體制改革。改革對我國社會分化的影響大致是這樣一個過程：1.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國營企業的「分權讓利」使社會產生了自由流動資源，即不受國家統一控制和分配的勞動力、資金、產品、原材料、技術等等。這些資源隨改革的深入而不斷增加。2.自由流動資源的出現與增加導致整個社會資源的組織與分配方式的變革，即由單純地依靠計劃體制和行政手段轉變為計劃與市場、行政手段與經濟手段相結合。3.多種利益主體和權力主體的發育，如各種地方和社區政府、政府各部門。民間組織、農村各類企業、城鄉個體工商戶等等。4.功能專一的組織和角色群體的出現與增加逐漸導致了國家與社會、政治與經濟、經濟與行政、行政與法律及意識形態之間的初步分離。改革以來，這一由總體性社會向分化性社會轉變的結構變遷過程作為一種歷史的必然，表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現階段中國社會結構的分化過程中最值得關注之處是：
1.體制改革始於農村，其對農村社會結構變遷的最大貢獻是推動了農村工業化的迅速興起和蓬勃發展，這一農村工業化進程導致農村原同質均等的社會結構發生劇烈的分化，新的角色群體和組織大量涌現，如鄉鎮企業家、近 1億的鄉鎮企業工人和新的合作企業、私營企業等等。
城鄉原社會結構的二元特徵決定了城市社會結構的分化過程不同於農村，城市社會分化主要是體制內外的分化。改革後城市社會分化首先發生在原體制的最邊緣部分，其結果之一是一部分處干體制邊緣的社會力量率先從體制內分化出來，如個體工商業者、民營企業、三資企業等。隨著分化從體制邊緣向體制中心部分的不斷推進，體制外力量亦不斷增強，他們以不同於體制內的規則和方式組織與運行，這一過程一方面不斷地受到體制內社會分化的影響，另一方面也不斷地受到農村社會分化的影響。一些橫跨兩個體制和城鄉兩大社會系統的交叉性群體和邊緣性群體開始出現，如個體戶、進城作工的農民工等等。上述各種新的結構要素的出現和增加，有力地推動了民間社會的發育。
2.改革後隨著各類社會主體（個人、組織、政府）自主權的擴大和利益的明確化，原由行政級別和身份等級決定的等級式社會分化逐漸轉變成一種由類屬和單位邊界決定的四塊式分化，決定社會成員地位與利益差異的原等級要素，如所有制類型、家庭階級出身、政治身份、行政級別等的作用大大削弱，而個人所在單位和社區的發展狀況，個人所屬職業類別和部門（如汽車司機、稅務部門）等集團性要素的作用增加。社會結構從等級性分化到團塊式分化的轉變意味著中國社會的階層化過程將是緩慢的。
3.與改革前相比，現階段中國社會的分化速度大大加快，分化程度大大加深，但不同地區、不同社會系統、不同社會群體間在分化速度和分化程度上有著很大的差異，例如沿海地區分化速度快於中西部地區，同處東部的溫州地區分化程度大於蘇南地區。又如經濟系統的分化快於權力結構的分化，農民群體的分化大於城市居民群體的分化，狹義社會結構的分化深於廣義社會結構的分化等等。這種不平衡分化導致整個社會原相似同構的社會結構多樣化，以及原高度整合的三大結構，即收入、權力與職業聲望結構的錯位，社會成員的各類社會位置間的整合程度也因而大大降低。社會結構形態的多樣化和各類社會結構的錯位增加了社會結構的張力並因而增加了結構整合的難度。
4.在大多數市場國家，社會成員按勞動分工的需求在市場的作用下分化與組合，社會結構的分化主要體現為一種功能分化。隨著勞動分工的不斷深化所發生的這種功能——結構的分化是實現社會現代化的條件和必然過程。改革後我國社會結構的分化一方面體現了這種功能分化的過程，如國家與社會職能的分化，黨政、政企職能的分化，以及職能單一化、專門化組織的發展等。但另一方面由於現階段我國的社會分化主要是體制變革的結果，而體制改革的核心內容之一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與調整，從而結構分化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一種利益分化，政策因素在其中起著重要作用。因此，現階段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出現一種矛盾的現象，即社會結構在改革後發生了劇烈深刻的分化，但各類社會組織不但沒有隨著分化程度的加深和速度的加快使其功能更加專門化、單一化，反而出現了全面「經濟化」或「企業化」的趨勢。功能分化對社會結構的影響主要是增加異質性，而利益分化則主要是擴大不平等，改革後中國社會結構分化中利益作用使得結構的縱向分化快於橫向分化。

行政性整合與契約性整合

社會的整合一般是通過兩個層次實現的。一是全國層次上的政治整合，二是地方層次的社會整合。前者的目的主要是確保民族國家的主權，實施行政控制與管理，以行政和法律的手段建立和維持社會秩序；後者主要是以民間的、非政治性的手段在社區層次上發揮作用，以維持基本的社會活動秩序，使承擔不同功能的角色、組織、制度能建立起和諧與配合的關系。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整合機制的突出特點之一是社會整合較強，而政治整合較弱；在兩個層次的整合之間，缺乏組織形式的聯結，而主要依賴於「士紳——地主」集團的私人關系起聯系兩個層次的整合機制的作用，並部分地用價值整合替代組織的整合。這種整合體系一方面賦予整個社會以靈活性和穩固的基礎，使之能維持兩干多年，另一方面也造成這種社會體系的一個致命弱點，即整合的民次拉瓜。其結果少一.是在近代受到西方列強的侵略時，無法作為一個整體作出強有力的反應。孫中山先生痛心疾首的「一盤散沙現象」，就是這種整合機制的必然結果。特別是在現代因素的沖來了下，社會整合的機制不斷弱化，中國陷入政治與社會的雙重解體之中。1949年以後形成的新的整合機制，即是為解決當時中國政治與社會的雙重危機所做的努力。

1949年以後中國整合模式的突出特徵之一是政治整合極為強有力，即使是在基層社會中，其整合也主要是以行政性整合手段實現的。從這種意義上說，這種整合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政治整合替代社會整合為特徵的。其原因不難理解，在政治整合機制與社會整合機制全面失效的情況下，政治整合機制的重建不僅成為當務之急，而且從當時國家和政府所擁有的資源來看，政治整合機制的重建也較為容易。而社會整合機制的重建在很大程度上則是一種自然演進的過程，需要花費相當長的時間。因此，通過重建政治整合來實現社會整合的重建，成為一種必然的選擇。這樣，到50年代中後期，這種以政治整合替代社會整合的模式便已基本形成。在農村，典型的形式是人民公社（先是農業生產合作社）；在城市中，則是以單位為主幹，附之以街道委員會系統。無論是農村的人民公社還是城市中的單位，都是集各種職能於一身的總體性組織，在其中起核心作用的都是政治與行政權力c具體說來，黨的組織系統、行政權力系統、工青婦等群眾團體，是在這種整合機制中起作用的三支重要力量。這種整合模式的明顯優越性之一是消除了社會整合與政治整合之間的緊張狀態，使兩者高度一致起來，並使地方層次上的社會整合從屬於國家層次上的政治整合。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社會整合與政治整合之間的摩擦是經常發生的。但也必須看到，由於民間性的社會整合實際上不存在，結果使政治整合的負擔大為加重。同時，這種整合模式是相當僵硬的，必須以不斷抑制社會的分化為前提，而社會分化恰恰是社會發展的動力之一。

在改革開放的 15年中，這種持續了 30多年的整合模式開始受到沖擊。其表現主要在兩個方面：

一是原有整合模式存在的前提條件不斷喪失。原有的整合模式是以兩個基本條件為前提的。一是國家對資源的全面壟斷，二是自上而下的總體件組織系統的存在及其有效運轉。但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這兩個條件都在發生變化。由於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國家對資源的壟斷已經明顯弱化；由於人民公社制度的解體，農村中的總體性組織已不復存在；而城市中的企業改革也在使企業逐漸成為一種純經濟性的組織，總體性組織的特徵明顯減少。這樣，就使得國家通過其總體性組織實現基層社會整合的二是新的社會分化和社會生活復雜化對社會整合不斷提出新的要求。在農村，農業生產的分散經營、農村中經濟活動的專門化及職業和社會階層的不斷分化，都需要在新的基礎上重新進行整合。城市中，在單位制不斷弱化的同時，所謂的體制外的活動大量出現，原有的戶籍制和人事制度已明顯鬆弛，跨地區的社會流動使城市中的移民大量出現。且不說原有的整合機制正在弱化，即使其能有效發揮作用，也不足以應付這不斷復雜化的社會生活。

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說，十幾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也是一個不斷尋求新的社會整合機制的過程，而這種新的社會整合機制的基本特點就是以契約性的社會整合為主導。換言之，中國的社會整合經歷了一個從傳統社會的先賦性整合（以血緣、地緣為基礎），到改革前的行政性社會整合，再到契約性社會整合的歷史性變革。在經濟活動領。域中，這種趨向已經明顯地表現出來。除了國家層面上的宏觀調控之外，市場中的契約性關系，以及建立在契約性關系基礎上的商會、行業協會等中間組織，都在整合經濟活動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在更為廣闊的社會生活領域中，情況要更為復雜，而且在城鄉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別。在農村，相當一部分地區中的家族這種先賦性整合形式正在復活，在另一些地區，原有的村一級准行政組織（或自治性組織）仍在發揮強有力的作用，還有的地區，則是「能人」在基層社會整合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在城市中，新的社會整合機制的框架則更為模糊，除了市場的整合作用之外，中間組織和社區自治似乎在開始發揮作用。總起來說，契約性社會整合雖然將成為今後中國社會整合的基本方向，但對其目前發揮作用的程度決不能估計過高。就社會整合而言，中國現仍處於一個過渡性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存在著一個先賦性、行政性、契約性以及其他整合形式共存的局面。在這一時期，有三個問題需要密切予以關註：第一，嗎目前的社會整合明顯滯後於社會分化過程，這將導致社會生活助種種紊亂；第二，不同性質社會整合形式之間既存在互補的關系，也存在著矛盾；第三，新的社會整合形式與國家層次的政治整合之間如何接軌，仍是一個有待探討的問題。

組織與單位制

社會組織是現代社會的構成要素，它直接反映了社會結構的形式及變化。 近 15年來的改革便我國社會組織的運行機制乃至性質發生了變化。

在農村，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和撤社建鄉，原來的准行政組織——生產隊被取消，但新建村民委員會自治地位的確立及其在握資源的缺乏，使得許多不發達農村處於無組織狀態。集體經濟發達的農村村級組織運行比較正常，也有極少數農村的獨立利益膨脹，甚至同國家分庭抗禮。

處於原集中管理體制中心的行政組織變化緩慢，仍然承擔著「部件」職能。成員對組織的依賴性很強，但人事制度有所松動，單位自謀福利的沖動大大增強，許多單位通過組建「翻牌」公司等措施開發計劃外自有資源，從而使這些單位的性質開始變得復雜。
在計劃體制之外成長起來的私營企業，在資源獲取方面得不到國家的優惠，也不受國家的行政性約束。其成員的人事關系或掛在人才交流中心，或放在街道辦事處，不歸屬原來的行政管理體制。企業與國家的關系受市場規則支配，企業內部則以高工資來對抗各種風險和彌補不足。在組織結構上，它們常常缺乏國有企業普遍存在的黨、群組織，從而表現出明顯的異質性。

受上述因素的影響，作為原來「單位制」主體的企事業單位也在發生變化。

第一，單位角色職能化。隨著國家工作重心向經濟建設轉向，企事業單位的政治職能在減弱，其專業職能在加強。企業不再是承擔國家指定任務的「部件」，事業單位也不再是過去那樣的國家的「代理人」，它們在不同程度上成為功能性整體。

第二，單位利益獨立化。政企分開使企業逐步脫離政府的監護與干預，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則使其成為相對獨立的利益主體。政府對企業不予投資、利稅包干及讓企業自行消化由改革帶來的矛盾等一系列措施，使企業的獨立利益進一步明顯化。與此相應，事業單位固定崗定編、財政包干也不得不逐漸改變它們對於政府的過分依賴，而謀求自我改善的能力，從而利益也相對獨立化。
第三，單位責任具體化和內向化。由於企業成為利益主體，並同國家建立契約關系，這使企業承擔的社會責任具體化。同時，企業對提高其成員收入及生活水平的責任無處推卸以及國家對企業約束的弱化，使企業由外向性責任向內向性責任變化，即由完全對國家負責，向主要對企業職工負責轉變，甚至內向性責任的承擔重於外向性責任的承擔。這也使得企業正成為真正的職工利益共同體，事業單位的上述特徵也日漸明顯。

第四，單位的「家長」角色強化。單位成員利益共同體的形成加強了成員的同舟共濟意識及企業對其成員的保障意識，這些責任的不可推卸性和.社會比較機制使單位的「家長」角色普遍強化。

這樣，改革以來國家與組織的關系就由總體生存模式逐漸變為獨立生存模式。組織不再是國家的「部件」，而是具有一定獨立性的「整體」。除了農村之外，我國社會以組織為單位的外部特徵沒有改變，但組織的職能卻正在發生實質性變化。它們雖然承擔著社會管理的職能，但其中心任務則是滿足成員需要及謀求組織自我發展。即正在由「管理型單位」變為「利益型單位」。我國的社會結構體制也因此正由「管理型單位制」 向「利益型單位制」轉化，「單位制」特徵沒有減弱，在一定范圍內反而加強。不論組織的單位意識，它們對自身利益的計較與爭取，還是職工對組織（單位）的認同與關心的增加，都反映出它們正在形成對外相對獨立，內部緊密相依的社會共同體，甚至可以說，現在的組織正在成為真正的單位。在國家、組織、成員的關繫上，「慈母式國家」正在被「嚴父式單位」所取代。單位不像改革前的國家那樣對組織和社會成員不計貢獻地給予普遍關懷，而是在契約的基礎上對其成員給予更多的關懷。

身份類別劃分與社會流動

身份，是指社會賦予個人、與職業及其他社會角色相聯系、標明人的社會地位的類別標志。

所有制身份類別形成的原因是當時國家對所有制形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結果I（全民所有制與集體所有制並存）；同時，也是「資源有限」的必然結果。國家通過控制生活資源的分配，從而控制集體所有制職工變為全民所有制職工，進而有效地維持這種身份類別劃分。所有制身份類別形成之後，則從經濟結構上反映和維護著城市社會中的社會等級。

由於經濟建設成了各項工作的中心，社會生活中的政治色彩開始淡化。70年代末80年代初為地主、富農分子摘帽，為錯劃的右派平反及為「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錯案受害者落實政策、平反昭雪無疑糾正了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錯誤傾向。與此相連，政審制度雖然還存在，但范圍縮小了，且更注重人們的現實表現。這意味著階級身份系列已喪失了它賴以維系的條件。社會的評價標准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人們評價一個人不再將其家庭出身放在首要位置，而是著眼於他的能力和成就。因此，原有的階級身份系列在城鄉都日益弱化並趨於消失。

以「大包干」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使農民有了生產與分配的自主權。這首先導致了國家對生活資源控制的松動。城鄉市場經濟的發展，導致了在城鄉都出現了可以自由流動的資源。這就導致了與生活資源的分配密切相連的戶籍制度與票證制度的日益松動。經濟體制改革以來城市中計劃體制外經濟的發展，則使大批農民有了進城改變自己農民身份的機會。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流向城市，流向鄉鎮，出現了一支規模巨大的異地流動大軍。維系城鄉居民身份系列的前提條件的日益減弱，勢必導回城市中多種經濟成分的存在與發展，創造了大量體制外的新的就業位置。這些就業位置也意味著多種新的職業身份，而這些身份是原有的幹部與工人兩大身份系列都無法涵蓋的。體制內的幹部與工人在利益驅使下流向體制外這些新的就業位置的結果，是模糊了原有的「幹部」與「工人」的身份界限，並發展出一種用體制外的職業身份系列來包容體制內的「幹部」與「工人」身份系列的趨勢。

體制外經濟的迅速成長，其經營與分配的靈活（使國營企業處於劣勢）及人們評價企業日益趨向經濟效益，這就逐漸模糊了原有的所有制身份界限，使所有制身份存在的意義減弱。

當前，中國社會的身份類別劃分標准正在發生劇變。一種新的、具有自致性和可變性的、以職業身份為標志的身份系列正在逐漸取代以往的城鄉各種身份系列。在這一過渡時期我們看到的是一幅新舊身份系列並存、交融與交叉錯位的復雜圖景。原有的身份系列及評價標准仍在起作用，人們可以利用憑借原有身份已經取得的資源，在新的職業身份系列中謀得一個能有更多收益的職業身份。政治評價體系與利益評價體系的並存，導致了人們身份系列與社會地位的多面性，也決定著人們在新的職業身份系列中的取向。在城鄉流動中，原有身份與新職業及新居住地的矛盾，則導致了大批邊緣人及大量邊緣群體的產生。

伴隨著這幾種身份系列的松動的，是社會流動的三大趨勢。即社會精英流向的多樣化；八千萬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及體制內的工人與幹部向體制外流動。這三大流動趨勢正改變著中國社會的精英結構，改變著社會位置與人口的空間分布，改變著體制內外經濟、社會位置的比例關系。

因此，身份類別的松動對中國現時社會結構的最大影響是，它為社會結構的變遷鬆了綁。

區域格局與區域關系

區域是指「由社會關系和組織原則所組成的社區」 。在一個社會中，區域間的關系及其由此所形成的基本區域格局，是社會結構的一個重要方面。在改革開放的15年中，中國的區域關系和區域格局發生了一系列重要的變化。分析這些變化及其過程，可以使我們從一個方面深化對中國社會結構及其變遷的理解。

在 15年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社會中這種以全國一盤棋、地區間同質同構、強調地方的自我生存能力的區域格局發生了一系列重要變化。其中最明顯地表現為：

第一，利益的分化，地方開始成為利益主體。如前所述，在改革前的全國一盤棋的總體性體制中，地方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處於被抑制的狀態。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隨著中央的權力不斷向地方下放，全國一盤棋的模式開始被打破，以地方行政機構為代表的地方社區開始成為利益主體，財政地方化的趨勢日益明顯。在這種情況下，不同地區的關系已不再是靠中央行政權力聯結的關系，利益關系和市場經濟中的交換和契約原則開始成為聯結不同地區的新的紐帶。過去的那種地區間無償調撥的狀況已經不復存在。在地方利益動機驅動下，地方保護主義日益明顯。

第二，地區間的異質性明顯增強。在改革開放之前，不同地區之間的差異僅表現5為發展程度的差異。但在今天.地區間的同構性在很大程度上被打破，不同地區間的異質性大為增強。其原因在於，隨著權力下放，地方制定政策的能力加強；中央政府對部分地區給予特殊的政策；由於不同地區的自然條件和發展程度不同，使得不同地區對市場經濟體制的適應能力表現出明顯的差異。由於區位條件和歷史遺產的差異，目前地區間的異質性突出表現在所有制結構、經濟結構、經濟運行機制、經濟發展的程度等方面。其結果是使全國性的統一政策失去基礎。

第三，市場原則支配下的區域關系形成了一種「差距擴大動力系統」。由於改革開放深化程度的不同，經濟遺產的差異，以及在區位方面的差別，地區之間的發展呈現出明顯的梯度狀態。在這種梯度格局之中，已經形成了一種近似於較發達、中等程度發達、不發達地區的格局。大量的統計資料可以表明，在15年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這些地區間的發展差距不是縮小了，而是擴大了，而且還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同時，我們還可以看到的是，一種類似於國際分工格局的地區分工格局已在開始形成，如廣東、上海、江蘇等發達地區，開始成為加工區；而內地的許多地區，包括像遼寧這樣的老工業區，則正在成為原材料的提供者和商品銷售的市場。
第四，不同地區的發展機制出現了差異。這種差異突出表現在以沿海地區為代表的發達地區和內地落後地區的不同發展機制上。以行政調撥為手段的全國一盤棋的區域格局的解體，全國性市場的初步形成，將各個地區的發展置於這種正在形成中的市場環境之中。但由於不同地區在發展的時間和水平上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其在這個市場中的競爭能力便表現出明顯的差別。比如，早發展的發達地區，由於在技術和經濟實力上的巨大優勢，具有很強的市場擴張能力，其企業本身也具有很強的發展動力與潛力，從一定意義上說，這些地區的發展更需要的是市場條件和自由的經濟政策。而落後地區的情況卻恰好相反，其在技術和經濟實力上的明顯劣勢，資本的缺乏，企業家階層的欠成熟等種種條件，使其在與發達地區企業的競爭中，處於明顯的不利地位。在這樣的地區，如果沒有能有效地促進經濟發展的行政力量的介入，要想獲得經濟的順利發展，並縮小與發達地區的差距，是很困難的。
綜上所述，在短短的15年中，中國社會結構已經和還在發生重大變遷，這是本質性的總體變遷。這種變遷是積累性的，也是革命性的。雖然新結構的具體細節尚難勾畫，但其輪廓是確定了的：它將沿著上面描述的方向繼續深化與發展。

D. 中國改革開放前後的變化

中國改革開放後不僅建立全面的物質生產體系，保持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和社會發展水平大幅度提高，全面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國際地位不斷上升。
(1)建立全面物質生產體系
中國改革開放30年，保證了和平穩定就，建立起全面的物質生產體系，經濟建設取得顯著成。中國已經由初級工業經濟轉變為高級工業經濟，包括鋼鐵、家用電器在內的許多工業產品生產居世界第一位。與此同時，中國經濟規模和經濟總量不斷擴大。1978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只有3645億元，2007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猛增到246619億元，30年間增加了67倍。2007年中國每天創造的GDP為675億元，1978年的GDP現在只用6天時間就可以完成。
(2)國際地位持續不斷提高
中國改革開放30年，中國的國際地位不斷提高。快速經濟增長使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不斷上升。2005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182321億元人民幣，按2005年人民幣對美元平均匯率1:8.1917計算，中國GDP總量約摺合為22248億美元，佔世界經濟總量5.6%，排在世界第四位。如按人民幣對美元購買力平價（PPP）轉換系數1.8 水平計算，2005年中國經濟總量GDP現價182321億元人民幣摺合為101289億美元，僅次於美國，排在全球第2位。隨著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和人民幣快速升值，中國以美元衡量的經濟總量還將快速增加。
(3)全面融入世界經濟體系
以加入WTO為標志，中國經濟已經完成市場化和國際化進程，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和經濟全球化浪潮之中。數據表明，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聯系更加緊密，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相關性、同步性。1978-2007年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增長的同步系數是3. 4，即世界經濟增長1個百分點，中國經濟增長3.4百分點,中國經濟影響世界，世界經濟影響中國。
(4)社會經濟取得全面進步
改革開放30年，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取得全面進步。北京工商大學經濟學院世界經濟研究中心（WERCCN）和首都流通研究基地中國經濟指數中心（BCEIC）主任季鑄教授主持編制的《全球100個國家國際貿易投資風險指數》（ITIRI2007），從政治風險、經濟風險、政策風險、支付風險四個方面系統分析了全球100個國家國際貿易投資風險狀況，中國綜合風險指數0.8341，從第38位上升到第36位。排在埃及之前，秘魯之後。政治風險指數0.8513，排在第42位。經濟風險指數0.8064，排在第51位。政策風險指數0.7902，排在第76位。支付風險指數0.8937，排在第23位。目前，中國外匯儲備充實，經濟總體安全。然而，宏觀經濟管理水平較低，有待進一步提高。
(5)經濟增長變得更加穩健
中國的改革開放釋放出巨大的生產力，政府主導、大力投資和不斷強化的工業經濟使中國經濟增長一直高於世界經濟增長水平。1978-2007年世界經濟平均增長率為3.4%，中國同期經濟平均增長率為9.8%，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是同期世界經濟增長速度的2.8倍，是同期美國經濟增長速度的3.2倍。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中國經濟增長越來越穩健。1978-1995年期間，中國經濟發展還不夠完善、不夠成熟，經濟增長波動性和周期性都比較顯著。此後，中國經濟增長的波動性和周期性明顯減弱，表明中國經濟體系日趨完善，宏觀經濟調控日漸成熟。
(6)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
中國改革開放不斷深入的同時，經濟發展水平大幅度提高。1978年中國人均GDP為381元，按照1980年1美元兌換1.53元人民幣匯率計算，約合149美元。2007年中國人均GDP上升到2640美元，比改革開放前增長了17倍。這其中有價格上漲的因素，也有人民幣匯率變化的因素。
(7)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改善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1978年中國城鎮居民家庭的恩格爾系數為57.5%，農村居民家庭的恩格爾系數為67.7%。那時的中國相當貧困，人們吃糧、吃肉還要憑糧票、肉票。2006年中國城鎮居民家庭的恩格爾系數下降到35.8%，下降了37.7%。農村居民家庭的恩格爾系數為43%，下降了36.4%。
(8)教育發展取得長足進步
教育發展是衡量一個國家發展水平和發展潛力的重要指標。改革開放30年，中國教育發展取得長足進步。1978年中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數只有16.5萬，占當時中國人口總量96259萬的0.0171%。2006年中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數達到377.5萬，占當年中國人口總量131448萬的0.2871%，30年間增長了16.7倍。
(9)國民預期壽命明顯提高
預期壽命是衡量一個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綜合指標，預期壽命提高不但意味著經濟發展水平提高，也意味著社會保障能力的提升。根據中國人口普查數據，1982年中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是67.77歲，2000年中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上升到71.40歲，增加了3.63歲。
(10)人民生活更加豐富多彩
中國人民在這30年裡的生活變得更加豐富多彩。電視機、洗衣機、冰箱、空調、汽車、電腦、網路、電話、手機、音樂、電影、旅遊、奧運，如此等等，中國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已經進入一個與世界同步的時代。

E.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體制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逐步深入。1984年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展開，其中心環節為增強企業活力。1985年左右，開始以實施承包經營責任制為主要形式的國有企業改革。1992年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97年十五大提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

溫馨提示：以上內容僅供參考。
應答時間：2021-04-27，最新業務變化請以平安銀行官網公布為准。
[平安銀行我知道]想要知道更多？快來看「平安銀行我知道」吧~
https://b.pingan.com.cn/paim/iknow/index.html

F.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生的變化

中國改革開放30年，取得了偉大的成就。不僅建立全面的物質生產體系，保持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和社會發展水平大幅度提高，全面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國際地位不斷上升。

1. 建立全面物質生產體系
   
   中國改革開放30年，保證了和平穩定就，建立起全面的物質生產體系，經濟建設取得顯著成。中國已經由初級工業經濟轉變為高級工業經濟，包括鋼鐵、家用電器在內的許多工業產品生產居世界第一位。

   與此同時，中國經濟規模和經濟總量不斷擴大。1978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只有3645億元，2007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猛增到246619億元，30年間增加了67倍。2007年中國每天創造的GDP為675億元，1978年的GDP現在只用6天時間就可以完成。

2. 國際地位持續不斷提高
   
   中國改革開放30年，中國的國際地位不斷提高。快速經濟增長使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不斷上升。2005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182321億元人民幣，按2005年人民幣對美元平均匯率1:8.1917計算，中國GDP總量約摺合為22248億美元，佔世界經濟總量5.6%，排在世界第四位。

   如按人民幣對美元購買力平價（PPP）轉換系數1.8 水平計算，2005年中國經濟總量GDP現價182321億元人民幣摺合為101289億美元，僅次於美國，排在全球第2位。隨著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和人民幣快速升值，中國以美元衡量的經濟總量還將快速增加。

3. 全面融入世界經濟體系
   
   以加入WTO為標志，中國經濟已經完成市場化和國際化進程，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和經濟全球化浪潮之中。數據表明，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聯系更加緊密，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相關性、同步性。1978-2007年中國經濟
   與世界經濟增長的同步系數是3.4，即世界經濟增長1個百分點，中國經濟增長3.4百分點，中國經濟影響世界，世界經濟影響中國。

G. 列舉改革開放以來發生的巨大變化

改革開放以來，人們的衣食住行真是今非昔比。現在人們不但物質生活水平提高，在生活方式、消費觀念、思維方式等各個方面都發生了可喜的變化。筆者信手列舉出以下有趣的變化，從中可見一斑。當然生活五彩繽紛，變化遠不止這幾個鏡頭，相信每個人都能列出一大串。

住房裝修像賓館。有的裝修一套住房要花上好幾萬元甚至更多，比三星級賓館還要豪華。

三人兩個衛生間。以前整座樓才一個公用廁所，早上起來排隊倒馬桶是城市一道風景。現在家家有衛生間還不滿足，有的還在主人卧室里再裝修一個衛生間。

一家兩台大彩電。有的一家還不止兩台，免得一家人爭頻道。

家中有了電影院。功能齊全的「家庭影院」已進入不少家庭，起碼也有VCD機。

出門跟著輪子轉。以車代步�0�8緋上質擔�簧偃思一褂滌辛慫郊頁怠?

電話裝在兜里邊。行動電話已不是「大款」身份的象徵，連收破爛的蹬三輪車的也有手機，而且款式越來越小巧玲瓏，不必專門提個「大哥大」包，只要裝在衣服兜里即可。

衣著越來越大膽。現在無論男女老少，什麼樣的奇裝異服都敢穿著「招搖過市」。

奶奶也把婚紗穿。年輕人結婚進影樓、拍婚紗照已屢見不鮮，連「金婚」、「銀婚」的老太太也濃妝艷抹補拍婚紗照。

客人來了不做飯。以前家庭主婦最頭疼的是家裡來客，要買洗燒，忙活大半天還怕招待不周。現在招待客人往往是上飯店，差的也上「大排檔」。在家也可以，只需一個電話，熱菜便會送上門。

除夕圍爐上酒店。千百年來除夕之夜都是回家吃團圓飯，如今除夕之夜各大酒家爆滿，還要提前訂桌呢。

退休大媽會「操盤」。退休老人炒股票的不在少數，有的還成了高手老手，講起來一套一套的。當然實踐中也是「被套」的佔多。

男女徵婚「網」上見。傳統的「媒婆」已失業，婚姻介紹所應運而生，報刊上徵婚啟事鋪天蓋地，近來乾脆在電視上、互聯網上「推銷」自己。 婚前先把「合同」簽。現在的年輕人又浪漫又實在，既有鮮花、美酒、燭光晚餐，又有AA制甚至「財產公證」等等，以防日後不測。

買車買房敢貸款。超前消費就是超前享受，容易被年輕人接受，所以貸款買房買車行情看漲。

大學畢業自己干。以前上了大學就是國家幹部，就有了終身的「鐵飯碗」。時代在發展，人們的就業觀念也在改變，現在有的大學生畢業後連單位都不找，乾脆自己當起「小老闆」。

休閑花錢買流汗。各種健身器材進入家庭，花錢買流汗方興未艾，雙休日各運動場館擠滿了人，不少人還買了「月票」。

高雅音樂露天演。被稱為「陽春白雪」的高雅音樂開始走進普通市民中，近年廈門等城市每周都舉辦高雅音樂露天演奏會。

走出國門看新鮮。節假日外出旅遊成為時尚，很多人還開始到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國家開洋葷。

老頭老太舞翩躚。當年最反對男男女女摟摟抱抱的老人，現在舞跳得最歡，天一亮就花枝招展到公園扭起來了。

男人也進美容院。連男人都講究起化妝美容來了，女人就不必說了

H. 改革開放以來的變化

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城鄉人民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由原來的土房土牆變成了現在的高大瓦房甚至小樓，由原來的泥濘小路變為現在的寬闊公路，幾乎都用上了電，各式各樣的家用電器在農民家裡已經是十分普遍。溫飽已不是問題，人民在解決基本問題的基礎上，追求更高的精神需求，穿更時尚的衣服，參加各式各樣的娛樂活動。如今在科學技術高度發展的現在，代表高新技術產品如手機、電腦已在人民群眾中日趨普遍，全國人民的教育文化程度顯著提高，全國的教育范圍也明顯普遍，全民素質顯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基本達到小康水平等等。

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隨著我黨在經濟、政治、文化體制上的改革，我國的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極大的進步，人民的消費水平已極大得提高，我相信，在「科學發展觀」政策的實施下以及黨的正確領導的下，全國人民的生活將在不久的將來走向一個更高的水平。

I.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變化

1、中國經濟發展遵循從「點」到「線」再到「面」的發展路徑。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已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7億多中國人擺脫了貧困，創造了舉世矚目的「中國奇跡」。經濟特區作為「點」發揮了重要示範作用。

2、特區的成功也帶動了整個國家的發展。

經濟特區不僅名字是中國首創，而且涵蓋多種形式，如中國陸續建立的眾多國家級高新區、保稅區、出口加工區、保稅物流園區、綜合保稅區乃至沿海開放城市，為中國利用境外資金、技術、人才和管理經驗發展經濟提供了重要平台，成為中國實施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形式。

3、中國的改革開放也帶來了旅遊業的繁榮。

中國旅遊市場規模總量位居世界第四，僅次於法國、西班牙和美國。中國的發展與旅遊是雙向互動的。改革開放推動了旅遊業的繁榮，增長的旅遊業又促進了相關領域更好地發展，如機場、鐵路、公路、港口等交通設施。

4、中國的國際化程度不斷提升。

來中國旅遊、學習、工作、定居的外國人越來越多。如今，中國正在全面實施外國人才簽證制度。在商業活動、人力資本、文化體驗等方面，中國已經與世界接軌。

5、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媒體的報道更加多樣化，調查報道也不斷增加。

互聯網的發展更是給中國媒體行業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6月，中國網民達8.02億，其中手機網民達7.88億。隨著互聯網媒體的快速發展，信息傳播更加暢通，內容更加多元，個人也有更多的機會和途徑展現自己的才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