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是讓錢動起來，這樣才能資金創造更多的財富，而儲蓄使資金喪失流動性
⑵ "在金融市場，一些人的儲蓄可以轉化為其他人的資本」這句話如何理解
一、幾個基本概念
資本：經濟分析傳統上將生產要素分為三種：土地、勞動和資本，土地與勞動為基本生產要素或初始要素，資本則稱為被生產出來的要素，一種本身就是由經濟過程產出的耐用投入品，如建築、設備及投入和產出的存貨。資本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資本的使用價值就是資本的增值性或者增殖能力。
融資：就再生產所需資本而言，社會資本有五種融通渠道，一是財政生產性投入，二是金融信貸資金，三是資本市場融資（發行上市、上市公司再融資、發行債券及可轉換債券），四是商業信用，如商家之間的預付、應付、賒銷、代銷等資金，五是民間融資，表現為企業（或個人投資者）的自籌資金以及他們之間的借貸資金等。
資本經營：就是將資本作為商品加以經營的經濟活動，其實質就是將資本的使用價值加以買賣。
民間投資者：按現行統計口徑，社會投資者可分為國有單位和非國有單位。大致可以把非國有單位視作民間投資者，即民間投資者包括：股份制企業中非國有股東，城鄉集體企業（如鄉鎮企業），私人經濟（如私營企業、個體工商戶、農村專業大戶），個人投資者（如股民），政府引導投資項目中城鄉個人的出資等。
民間投資：是指個體、私營經濟以及它們之間的聯營、合股等經濟實體的投資。
啟動民間投資：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建立良好的投資機制，通過建立消費（或儲蓄）與投資、負債與資本金、金融資金與產業資本等之間有效的互動和轉換機制，促進非國有單位、個人的消費資金（或儲蓄）向投資轉化，從而增加民間資本總量；二是營造良好的企業成長環境，培育民間投資者，激活其作為投資主體的投資行為，增強其創業能力和融資能力，從而增加社會投資總量，優化社會資本結構，轉換經營機制，提高投資效率。在加快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和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背景下，通過建立有效的投資機制和良好的投資環境以形成區域核心競爭能力，具有迫切的現實意義。
對民間投資主體概念的定義，大體可分為三種口徑，中口徑為：非國有經濟與非外商經濟投資的總和，包括交通、聯營、個體、私營、非國有股份制五種經濟類型的投資的總和。主要以直接與間接投資兩種形式，國內與海外兩大區域，獨資、參股、控股三大手段，大、中、小三種投資規模，重點分布在農業、製造業、交通倉儲業、房地產業、其他服務業五大產業領域。
二、全市民間投資的基本情況和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基本情況
1、民間投資保持旺盛增長勢頭
改革開放特別是建立地區以來，我市民間投資始終保持加速增長態勢。1994-2002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為129億元，是建區前1981-1993年總額的5.31倍，其中，1994-2002年非國有經濟57.5億元，是1981-1993年總額的3.71倍。2002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26.03億元，其中，非國有經濟12.55億元，分別1993年、1995年和2000年的6.21倍、3.02倍和1.54倍。非國有經濟投資在1981-1993年、1994-2000年和九五（1996-2000年）期間，平均速度分別為13.72%、22.07%和32.45%。
以「兩工」、投勞折資等方式，將勞動力資源轉化為民間資本，集中投入到交通、通信、能源、水利、城市、巴中新村等基礎設施建設。1994-2000年，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地方自籌67.4億元，佔77.87%，以勞折資59.91億元，佔69.21%。
2、私有經濟成為民間投資的主力
堅持對內對外開放，促進了以個體戶和私營企業為代表的私有經濟成為最活躍的經濟主體和民間投資的主力。2002年，全市發展各類民營企業755戶，新發展個體工商戶7721戶，民營經濟從業人員11.33萬人，增長16.8%；注冊資金9.32億元，增長15.5%；全年產值及營業收入為95.46億元，增長20.3%；上繳稅金1.32億元，增長19.6%，占財政一般預算收入的比重達到49.2%；實現增加值47.83億元，增長20.3%，佔GDP的比重達到50%。
3、民營經濟對經濟社會發展做出積極的貢獻
民營經濟以其制度創新、機制靈活的優勢，對全市國營百貨、糖酒、蔬菜等商業企業發起強烈競爭。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1993年國有、私營、個體經濟的比重分別為32.06%、1.15%和27.48%，到2002年則分別為14.65%（下降17.41個百分點）、5.45%（上升4.3個百分點）和55.9%（上升28.42個百分點）。民營經濟促進了市場活躍和流通發展。
4、民間投資發展的空間較大
大力發展個體私營經濟，構建以非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區域經濟框架，是「巴中經驗」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是大力培育市場經濟主體，很抓大戶發展，放手發展民營經濟。政府推行「六統一、一監督」制度，降低行政管理成本；實行主導產業優惠政策，降低產業進入成本。如對天然氣（CNG）汽車的發展，允許個體控股發展；加強市場經濟秩序建設，建立綠色食品「綠色通道」，減少管理環節，降低流通費用，降低社會成本。這些措施促進了民營經濟發展，拓展了民間投資發展空間。以通江銀耳、南江黃羊、巴州蘆筍、平昌高梁、巴州雪山的長毛兔、巴州漁溪的川明參、南江和通江北部山區的中葯材和乾果等特色綠色食品正逐步被培育成為主導產業，增加了投資商機。其他一些區域性或社區性的投資項目也具有良好的投資回報，如巴城和三縣城以及重點集鎮的房地產、社區建設等都具有廣泛的市場。
5、民間資本總量不斷增大
民營經濟的組織形式有所提高，私營企業中股份制企業的比重明顯上升，個別個體戶（主要是科技服務產業）注冊為個人獨資企業，一批私有經濟業主在投資特色綠色食品的過程中，增加了科技含量，出現了一批專門從事農業科技、信息服務的民間經濟企業，民間資本總量不斷增大。2002年全市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為47.73億元，占各項存款余額的79.98%，全市人均儲蓄額達到1350元，比1993年的177元增長6.6倍。在金融市場，一些人的儲蓄可以轉化為其他人的資本。
（二）存在的主要問題
1、思想觀念仍存在一定的偏見
在一些幹部群眾中間，培育民間投資主體、發展民營經濟的觀念尚未成為全市的主流思想。一些幹部對民營經濟缺乏服務意識，認為從民營經濟中「吸」一點「借」一點不損害國家利益。
2、發展環境有待進一步改善
缺乏法律保護。例如，由於現行法律將貪污罪的主體定為損害公有財產所有權，對私營企業中的雇員利用職務之便非法佔有私營企業財產，只能作民事經濟糾紛論定，故個體、私營個體在生產經營中，財產被侵吞、權益受損害以及遭受有關部門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和亂集資侵擾的事情，仍屢見不鮮。
缺乏產業指導和發展規劃。據統計，我國國有經濟可以投資的領域約有80個，外資約60個，而非國有經濟僅約30個，不少領域外資進入了，對民間資本卻排斥在外。政府的一些規定使民營企業在市場競爭中處於不利的地位，如限制民營經濟進入電信、廣電等行業。在評定職稱、計算工齡、在職培訓等方面，民營經濟的從業人員也受到一些限制。
稅收政策不平等。民營企業除了繳納所得稅，其稅後利潤分配還要繳納20%的個人所得稅，造成了事實上的雙重征稅；國有單位可能得到劃撥土地，而個體、私營經濟只能以更高的價格以出讓方式得到。由於大多數民營企業都屬於現行稅法規定的小規模納稅人（年銷售額在100萬元或產值在180萬元以下），還不能使用增值稅專用發票，因而難與其他經濟成分的企業打交道。
政策措施不配套。國家出台了鼓勵民間投資的政策，地方政府也配套出台了扶持措施，但是這些政策和措施很多是停留在一些概念比較抽象，缺乏相應的具體措施，導致政策的可操縱性差，甚至出現政策與政策之間不銜接，政策文本與法律文本內涵與外延不一致的現象。
銀行信貸支持不平等。盡管一些地方建立了中小企業擔保組織，但是擔保機構資金來源及資金運作方式單一，補償機制不健全而形同虛設，手續多、費率高、范圍窄、額度小、期限短、可操縱性差，難以為民營企業提供有力的擔保。政府對一些企業的財政貼息貸款、產業發展基金在安排上，民營企業也很難得到。據統計，民營企業的資金來源中，自籌佔50-60%，銀行貸款、利用外資各佔15%，國家預算不到1%。2002年，全市私有經濟貸款1.42億元，約占貸款總額的2%。
市場管理不規范。對民營企業的管理政出多門，工商、稅務、勞動、公安、環衛、物價、城建等諸多部門各管一塊事，「有利爭著管，沒利無人管」，使得勞資糾紛、勞動安全、養老保障和偷漏稅等行為時有發生。
3、民營經濟自身存在一些缺陷
個體規模小。2002年全市私營企業戶均注冊資本約21萬元，而1998年全國私營企業戶均注冊資本為59.9萬元。
組織形式相對落後。全市民營經濟主要以個體戶為主要的組織形式，家庭式的管理方式和高度集權化的決策機制，導致財務管理混亂，缺乏自律性，生產經營行為短期化，缺乏長遠戰略思想，技術和人才吸納力不強，在法律保護、市場拓展、融資手段等方面受到諸多限制。
產業空間狹窄。全市民營經濟大部分集中在商業批發零售、飲食娛樂、交通運輸服務等行業，其社區性特徵突出，向外拓展市場的可能性較小，業內競爭十分激烈。如巴城的士通常價格僅2元錢。
私企生命周期短。據調查分析，我市個體戶的平均生命周期為1年多，60%的私營企業經營期不超過3年。
三、民間資本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對策和建議
國有企業、民營企業、 外商投資企業是我國經濟的三大支柱，我市民營經濟則已佔國民經濟的半壁河山。巴中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其根本途徑就是要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努力提高民營經濟的發展水平和發展質量。
我市應圍繞這條主線，在更新思想觀念、拓展產業空間、更新融資工具、培育市場主體、優化投資環境等方面扎扎實實地做好工作，以新的舉措創造新的發展業績，促進「三大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一）更新思想觀念
促進和引導民間資金向民間資本的轉變，發展壯大民間投資，有利於擴大內需，保持經濟持續增長；有利於增加就業和繁榮市場，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利於適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要求，增強經濟增長的內在自主性；有利於推動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加快經濟社會的市場化進程。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切實轉變思想觀念，樹立「學而優則商」的社會意識。要大力破除一些地方還相當嚴重的「官本位」思想，破除鄙「商」、恐「資」的思想，要努力形成尊「商」、重「資」的社會主流思想意識。
（ 二）拓展產業空間
民間資金要轉變為民間資本，其基本前提條件是民間資本要有投資的空間、投資的機會和獲取收益的預期。
一是放寬產業准入條件。凡是鼓勵和允許外商投資進入的領域，均鼓勵和允許民間資本進入；在實行優惠政策的投資領域，對民間資本同樣適用。要改革傳統的投資體制，變基礎設施公益型為開發經營型，把基礎設施作為資本品推向市場，引入舊城改造、新區開發等建設領域，運用級差地租原理，以規劃為龍頭，以土地有償出讓和房地產開發經營為手段，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參與水電氣、垃圾處理、道路、橋梁和城市交通等經營性的基礎設施和公益事業項目建設，加快巴城中心城市和三縣城副中心城市的建設步伐，實現基礎設施建設的良性循環。改善農業生產生活條件，投資綠色農產品開發，發展社區服務業和民辦教育、民辦旅遊等。
二是積極培育主導產業。沒有選擇就沒有優化，就沒有相對優勢。根據相對優勢資源，進行主導產業的培育，以加強產業分工協作，提高產業關聯度，降低生產成本，創造區域市場，形成民間資本良好的投資預期。勞動力資源豐富和生態環境優美是我市的相對優勢資源，也是我們進行主導產業培育的首選產業。要把勞動力資源開發當作第一大產業來辦，努力建成全國知名的勞務輸出市場。要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的綠色農產品開發，發展南江黃羊、通江銀耳、中葯材、山野菜、乾果、蘆筍、蘭草等特色花卉，以及江口醇、小角樓白酒，南江霞石等特色工業產品。
（三）更新融資工具
更新融資工具是民間資本轉化的一個關鍵性環節。
一是對國家投資的項目，要繼續探索採取項目股份、合作或出售未來經營權等形式，向社會吸納資本。對民間資本進入基礎設施領域的，可減免基礎設施配套費、分期支付土地轉讓費，給予擴大特許經營權期限、范圍，合理提高項目收益和回報率等優惠條件，調動民間資本的積極性；對競爭性項目，要堅持項目法人制度，由項目法人對項目投資和經營負責，政府嚴把產業政策、公共和勞動安全、生態環保三大關。通過深化國有集體企業的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的改造吸納和帶動民間資本的投入。通過財政貼息、參股、擔保等方式，充分發揮財政資金的杠桿作用，達到「四兩撥千斤」的效應，以吸引民間資本的大量跟進。
二是金融改革。繼續深化國有金融體制改革，改善金融服務質量，實現金融企業與地方發展的雙贏。積極穩妥地發展地方金融，加強對農村信用社的股份制改造，允許市內外企業和個人參股銀行。國有商業銀行應完善機構設置，明確工作職責，充實信貸人員，制定有針對性的貸款政策和管理辦法，增強服務意識，增加服務品種，對民間投資者的貸款申請一視同仁；要幫助民間投資者建立規范的財務制度，增強信用意識，提供信息咨詢和理財經驗；要與民間投資者共同努力，嚴格防範金融風險。取消對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發行企業債券的額度要求，只要具備發債條件，就可以按照有關規定登記發行債券；還可以採取買殼上市等方式，鼓勵有條件的企業借殼上市，利用資本市場融資。
三是農村合作組織建設。在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過程中，完全依靠由企業推進產業化發展來完成是不現實的。鄉鎮政府要切實改變領導經濟工作的方式，由定項目、下指標、督生產轉向指導建立合作組織、開展勞務輸出、綠色農產品開發或專門從事市場、信息和技術服務等經營活動。
四是資本轉化和流動。創造條件推進資源、產權的資本化。政府對巴城和三縣城的城區國有土地建立一級壟斷市場。進一步完善住房建設和銷售的各項政策措施，發展住房二級市場。鼓勵建立為民間投資者服務的商會、行業協會等自律性組織，發展為民間投資者提供政策、法律、財會、技術、管理和市場信息等服務的中介組織，幫助民間投資者建立規范的產權制度、財會制度和人員培訓制度。
（四）培育市場主體
企業是現代經濟發展的「發動機」。我市最為缺乏的即是作為市場經濟主體的企業。當務之急就是建立一套企業培育機制，促進企業特別是民營經濟的發展。
一是實施「孵化」政策。在由農民向個體經濟轉變的過程中，政府「孵化」工作的重點是減負，減輕農民的轉變成本；在由個體經濟向民營企業轉變的過程中，政府「孵化」工作的重點是推進創新，通過政策的不斷調節，大力引進外地投資者，鼓勵市場競爭，增強企業活力。
二是增強民營經濟的自我完善能力。通過加強產權制度建設、內部管理、市場擴展、技術改造等方面的改造，提高企業的適應能力、贏利能力和發展能力。
三是在民營企業加快建立「企業優勝劣汰、管理者能上能下、人員能進能出、收入能高能低、技術不斷創新」的靈活機制，特別是通過辦好工業園區來帶動「現代城市型產業群」的發展,即形成若干組有機結合、優勢互補能產生出特有組合效益的企業群,並體現其先進性、特色性、低污染性、高就業性。堅持走新型工業化發展道路，提高企業組織化程度和工業生產要素的集中度，提高民營工業產業層次，促進民營經濟向科技化、集約化、規模化發展，提高民營經濟的發展水平和發展質量。
（五）優化投資環境
經濟主體的親附背離與否，關鍵看其投資環境是否優劣。投資的社會成本低，易於安居樂業就是好環境。因此，優化環境，建立投資「窪地」，築巢引鳳，是地方政府加快經濟發展經濟的重要手段。
一是加強硬環境建設。要繼續加強交通、水利、能源、信息等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改善區位劣勢，創造良好的人居環境和創業環境。
二是建立公平的市場環境。認真貫徹國務院《關於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的決定》，嚴厲打擊制售假冒偽劣產品和價格欺詐行為，堅決破除產業、區域以及行政管轄權的壁壘限制；建議將增值稅由生產型改為收入型，允許購入資本品的進項稅額按折舊年限逐年抵扣，降低投資成本，刺激投資增長；進一步完善「六統一、一監督」和「民主評稅」等措施，取締各種非法收費項目，完善稅種結構，對與民間投資有關的稅費科目要進行清理和規范，調整不公平的稅賦，切實減輕民間投資者的負擔；對尚處於創業階段的民間投資者可以給予一定的減免稅支持，建議把那些具有稅收性質的收費或基金，通過擴大現有稅種稅基或設置新稅種的辦法實施「費改稅」，切實降低企業的實際稅負水平，
三是重塑人文環境。要通過宣傳教育，繼續發揚「紅軍精神」、「巴中精神」，培育創業創新精神，形成誠實守信的社會風氣和尊「商」崇「技」的社會氛圍，樹立巴中良好的區域形象和商業信譽。調整和制定有關政策，使民間投資者在評定職稱、評選先進、戶籍管理、子女就學以及因商務和技術交流需要辦理出國（境）手續等方面，享受國民待遇。
四是提高政府服務水平。政府要進一步加強為經濟主體服務的工作，努力提高公共產品有效供給能力。要把促進和引導民間投資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本著積極引導、熱心服務、依法監管的原則，採取法律、經濟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改革行政審批制度，盡快建立民間投資項目登記備案制度。改進對民間投資的統計方法，及時、准確、全面地反映民間投資狀況。搞好社會治安和公共安全，加強勞動安全保護，推進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維護社會穩定。提高區域政策的應變和創新能力，提升區域整體形象。
五是推進民主政治環境建設。進一步擴大政治民主，拓展民間投資者參政議政的渠道，加強社會輿論監督，為民間資金轉變為民間資本創造政治社會條件，為發展民營經濟服務。
⑶ 什麼是貨幣政策風險承擔傳導渠道
貨幣政策是政府為實現既定的經濟目標，運用各種工具調節貨幣供應和利率進而影響宏觀經濟的運行狀態的各類方針和措施的總稱，在國家宏觀經濟調控中佔有重要地位，貨幣政策理論在宏觀經濟學中也處於核心地位。在貨幣政策的研究中涉及到一個相當重要的方面即貨幣政策的傳導渠道問題。自1984年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以後，我國現代意義上的貨幣政策開始正式形成。在這20多年裡，中國人民銀行由原來的「政府出納」角色逐漸演變成了國民經濟的重要宏觀調控部門，貨幣政策由原來基本被忽視逐漸被公認為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
自1984年我國建立中央銀行制度開始，中央銀行的調控手段也隨經濟體制的轉化而逐步由直接調控向間接調控過渡，使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在不同階段表現出不同特徵。從1984年至今，我國貨幣政策調控工具及傳導機制的變遷可以分為五個階段。
（一）直接調控的貨幣政策（1984～1993年）
這一時期，全國的貨幣調控主要以央行的直接調控為主，貨幣調控工具主要為利率、銀行存款准備金率，並不斷加強對信貸規模和再貸款額度的控制。這一時期貨幣政策傳導中，1984～1985年為抑制信用失控採取緊縮的貨幣政策，1986年緊縮貨幣政策起到效果，當年工業增長速度下降到0.9%。由於要求放鬆銀根的壓力存在，中央銀行同年取消了信貸指令性控製做法。1986年銀行貸款增加28.5%，農村信用社貸款增長42.1%，經濟再度升溫。1992年宏觀經濟政策再度寬松，新一輪經濟過熱開始。當年信貸規模增長如表1所示，金融秩序出現混亂現象，人民銀行開始實施嚴厲緊縮政策。結合表1的數據分析，從政策的實施結果來看，雖然直接調控缺乏必要的彈性，使我國的貨幣供應量和經濟增長大起大落，但就政策而言，無論擴張還是收縮行為，都能很快實現貨幣政策調控意圖。
（二）直接調控為主、間接調控為輔的貨幣政策（1994－1997年）
這一時期，中央銀行的貨幣調控手段主要為信貸計劃，其次為利率工具，存款准備金率這一常用的貨幣調控工具在這一時期較少採用。1994年為了克服總需求受到抑制，而通貨膨脹仍在繼續的局面，選擇了將治理通貨膨脹作為貨幣政策首要目標，從而開始了長達4年的從緊貨幣政策。1994－1997年我國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的最大特點是一再貸款和外匯市場的「對沖」操作來調控基礎貨幣供應量（見表2）。
表l：1984～1993年貨幣政策調控結果 年份 信貸計劃數(億元) 實際信貸額(億元) 增長率(%) 增長率(%) 增長率(%) GDP增長率(%) 通脹率(%)
1984 423 1176 49.5 34.3 34.8 16.9 2.8
1985 713 1140 24.4 14 25.4 13.5 8.8
1986 950 1685 23.3 29.4 20.6 8.8 6
1987 1225 1442 19.4 14.4 24 11.6 7.3
1988 1560 1519 46.7 21 21.2 11.3 18.5
1989 1600 1858 9.8 6.6 18.3 4.1 17.8
1990 1700 2757 12.8 19.2 28 3.8 2.1
1991 2100 2877 20.2 23 26.5 9.2 2.9
1992 2800 3526 36.5 25.2 31.2 14.2 5.4
1993 3800 4846 3513 38.3 37.3 13.5 13.2
資料來源：中國銀行監督委員會網站。
表2：中央銀行基礎貨幣結構變動 年份\增加額比例\基礎貨幣工業主要渠道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增加額 比重 增加額 比重 增加額 比重
外匯占款 2302 64 2765 45 3072 87
對國有銀行再貸款 2832 -79 1317 21 -2059 -54
資料來源：《中國人民銀行統計季報》（1996.01－1998.01）。
（三）間接調控為主的貨幣政策（1998－2003年）
這一時期，中央銀行的貨幣管理採用資產負債比例取代貸款規模限額，在調控工具上，注重利率、存款准備金率、公開市場業務、再貼現等，以強化對貨幣供應量的調節。1998－1999年為貨幣適度擴張時期。亞洲金融危機後，中央銀行為了克服商業銀行「借貸」行為，採取了有利措施放鬆銀根。2000－2002年8月貨幣政策為穩中偏松時期。此期間，消費物價指數為0.6%，通貨緊縮的現象並未完全消失。2002年9月～2003年末16個月間為通貨適度緊縮時期。
（四）間接調控政策的確立階段（2004～2007年）
2004年以來，中央銀行採取了一系列市場化措施，對信貸資金的過快增長進行了「微調」，當時我國的貨幣政策傳導主要以信貸傳導為主，匯率、利率等傳導途徑為輔的間接貨幣調控政策基本確立。
（五）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2008年至今）
2008年9月全球金融危機蔓延以後，受金融危機影響，國際經濟形勢急劇惡化，我國經濟受沖擊加大，人民銀行開始實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五次下調存貸款基準利率，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從4.14%下調至2.25%累計下調1.89個百分點，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從7.47%下調至5.31%累計下調2.16個百分點。四次下調存款准備金率（見表3），貨幣政策使用密度較為頻繁。到了2009年下半年，已實現經濟快速恢復增長，這時央行開始考慮寬松貨幣政策適時逐漸退出的問題。
表3：存款准備金率調整 時間 存款准備金調整
2008.9.16 17.5%調至16.5%
2008.10.9 16.5%調至16%
2008.12.5 16%調至15%
2008.12.23 15%調至14.5%
數據來源：中國人民銀行網站。
2011年，貨幣供給平穩回落，貨幣政策回歸常態。進入2011年，中國人民銀行分別於2011年1月18日、2月25日和5月10日，三次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法定存款准備金率0.5個百分點，農村信用社等小型金融機構暫不上調，以對沖銀行體系部分過剩流動性，控制貨幣信貸總量適度增長，同時又兼顧到支持中小企業融資和農村金融發展。
2011年上半年，我國繼續實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但寬松力度有所減弱。中國人民銀行三次上調了金融機構存款准備金率，貨幣供給逐漸平穩回落；引導銀行把握信貸總量、節奏和結構，加強金融風險防範；銀行體系流動性基本適度，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穩步推進，金融運行總體平穩。但也出現了資產價格劇烈波動、實際利率水平為負值、股票市場整體走弱和系統性金融風險集聚的情況。
2011年公開市場操作在流動性管理中發揮重要作用。中國人民銀行根據市場流動性變化，靈活、適時、適度地開展公開市場操作，保持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充裕。
2011年6月19日，中國人民銀行新聞發言人表示，根據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和我國國際收支狀況，中國人民銀行決定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中央銀行此次匯率改革的直接目標是緩解國際壓力。無論從5月外貿形勢、國際投機性短期資本流向和國內CPI超過3%等國內因素來看，還是從全球匯率結構性變動看，此時人民幣重啟匯率改革的成本都是比較低的。在一定意義上，這意味著我國將容許一定程度的人民幣緩慢升值，因此也意味著收緊國內總需求，減小了年內加息可能性。在2011年G20多倫多峰會召開前夕重啟匯率改革，較好地把握了時機。今後，將繼續按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原則，進一步完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發揮市場供求在人民幣匯率形成中的基礎性作用，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從上述各階段貨幣政策的實證分析不難看出，目前我國仍執行著信貸渠道為主的傳導機制，但是隨著經濟、金融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利率傳導渠道在貨幣政策傳導中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同時資產價格渠道在貨幣政策傳導中的作用也逐步凸顯出來。
三、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原因
通過對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渠道發展沿革以及各種渠道發揮作用的約束條件的分析，結合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存在的問題，分析其產生的原因。
（一）利率傳導渠道
在我國，由於利率市場化並未完成，利率形成機制不盡合理，使商業銀行的信貸供給和企業的投融資行為受到制約，削弱了貨幣政策的效果。具體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利率非完全市場化扭曲了利率的形成體系。在利率市場化國家，基準利率一般指央行再貼現率和再貸款利率，然後以此為基準通過貨幣市場利率中介等短期利率形成對應存貸款利率等長期利率的調節。由於我國存貸款等長期利率是受管制的，短期的貨幣市場利率難以通過市場化的利率期限結構來影響長期利率；存貸款利率作為一種政策利率反而會對貨幣市場短期利率產生不小影響。如此一來，雖然短期利率已市場化，而對實體經濟產生影響的長期利率並沒有完全市場化，最終導致一方面投資、消費等經濟變數對市場化短期利率的反應不靈敏，另一方面非市場化的長期利率失去了對經濟資源市場均衡優化配置的功能。
第二，利率非完全市場化制約了消費和投資對利率的彈性。市場化的利率體現了社會投資報酬和資金成本，對於企業，市場化利率是其投資決策與內涵報酬率相比較的基準，而官方公布的貸款利率非市場化利率，不能真實反應企業的資金成本，這就造成了投資對官方公布的貸款利率不敏感。而從居民層面看，利率管制使利率長期處於低水平、波動幅度小且頻率低，這使得財富收益的變化范圍較小，即使利率有些微調，人們也不會因此認為財富收益有大的改變；同時，利率非完全市場化限制了市場的流動性，並產生了對居民消費的抵減作用，從而進一步降低了利率變化對財富價值的影響程度，這從本質上制約了利率對消費和儲蓄的影響力度。
第三，利率非完全市場化制約了商業銀行的信貸供給。在利率市場化條件下，利率具有調節經濟的內在平衡機制，而利率非完全市場化破壞了這種平衡機制，對商業銀行信貸供給形成制約。
第四，利率非完全市場化制約了儲蓄向投資轉化的效率。發展中國家的利率管制對經濟增長造成了較大損害，這些低的或負的實際利率造成了金融的非中介化，利率不能有效發揮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杠桿作用。就我國現實而言，以金融機構存貸差作為儲蓄投資轉化效率的考查指標，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存貸差一直在增加，長期沉澱在金融機構的資金，最終一部分會成為金融機構彌補不良貸款和虧損的資金，對貨幣政策形成傳導障礙。
第五，利率非完全市場化扭曲了股市價格。利率作為股票市場的一個敏感指標，中央銀行的每一次利率調整，甚至投資者對利率走勢的預測或市場對利率變動的謠言都極易造成股價的波動，可以說，利率在某種程度上是股價變動的參照基準。在利率非完全市場化背景下，由於利率實質上充當了再分配的一種手段，而無法反映真實的資金供求關系，由此，實際利率的變動必然導致股票價格的非正常反應，這也是造成我國近年來股市泡沫、風險累積，最終導致股市傳導機制不暢的重要制約因素。
（二）信貸傳導渠道
第一，貨幣政策通過信貸渠道在中國人民銀行階段傳導不暢主要是由於利率彈性不足，利率的變化不能有效影響我國商業銀行的資金來源，進而影響其可貸資金規模。
第二，貨幣政策通過信貸渠道在商業銀行階段傳導不暢主要是由於商業銀行存在多重經營目標，銀行信貸供給不完全受可貸資金規模的影響。通過對銀行信貸渠道各時期有效性的實證分析可以看出：「企業主導時期」的傳導非常有效；「中央銀行主導時期」和「商業銀行主導時期」的傳導是弱有效的。
第三，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渠道在「企業主導時期」傳導有效是由於企業所獲得的貸款及時用於了生產性投資。正因為如此，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渠道在「企業主導時期」這一傳導過程中，實證分析結果顯示銀行貸款能影響國內生產總值。
（三）金融資產價格傳導渠道
第一，股票資產在居民個人資產中的比重不高，財富效應不明顯。從我國的情況來看，目前我國股民只佔總人口不到5%，而美國的這一比例已達40%。而且，在我國居民的金融資產結構中，各類有價證券（債券、股票、保單）佔全部金融資產的比例不足30%，主要還是現金和銀行存款。此外，我國股票市場上的投機氛圍較濃，股市波動較大，居民對股票收益和風險的認識較為謹慎，整個社會的股票持有率較低。這樣，股價的變動對居民的實際資產額影響較小，因此股票價格變動對整個居民消費的影響有限。
第二，股票市場不完善，使「托賓Q效應」難以發揮。由於我國股票市場發展還處於初始階段，股票市場中還存在一些制度性和體制性方面的問題，這些問題也阻礙了股票市場對國民經濟的傳導作用。
（四）匯率傳導渠道
根據國際金融學的相關理論，在存在資本流動的條件下，貨幣政策在固定匯率制下是無效的，即匯率傳導渠道的影響與貨幣政策的目標完全相反。因而，面對當前國際金融環境與加入WTO後的新形勢，為增強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和有效性，對匯率制度進行改革或重新選擇是必要的，擴大匯率制度的靈活性應是我國匯率制度改革的正確方向。同時應該看到在我國還存在一些實施靈活性匯率制度的不利因素：
第一，我國外匯市場的深度和廣度還不夠，還是一個比較「薄」的市場，每日外匯交易量十分有限，外匯市場的規模不僅遠低於發達國家，也低於東亞新興市場國家。這樣一個薄的市場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如果擴大匯率變化的靈活性，就可能引起匯率的大幅波動，不僅起不到穩定經濟的作用，反而會成為新的沖擊源，對貿易和投資行為產生不利影響。
第二，我國的外匯市場如同其他各類金融市場一樣，在發展早期存在市場規則不健全、監管不力、投資者行為不規范不理性等問題，而外匯市場本來就是存在著多重均衡的較為不穩定的市場，這些現象的存在可能進一步加劇匯率的波動性。
第三，我國的外匯市場還缺乏規避風險的交易工具，如果匯率的靈活性擴大，將加大企業和金融機構面臨的匯率風險。
第四，我國的匯率制度安排還不能完全從短期宏觀經濟穩定的角度來考慮，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為實現一些中長期的發展目標可能會在短期內扭曲市場，降低市場效率，但這種代價從長期看是值得的。
第五，東歐轉型國家的實踐表明，從固定匯率制向浮動匯率制的轉變，採取逐步加大匯率制度靈活性的漸進方式，實效要優於「休克療法」的轉變方式。
四、對策建議
面對當前這種多種貨幣政策傳導渠道並存的局面，我國應在進一步完善信貸渠道和利率渠道作用的同時，兼顧資產價格渠道和匯率渠道的發展。
（一）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提高利率彈性
1.逐步擴大商業銀行貸款利率浮動范圍
目前我國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利率和銀行間債券市場利率以及外匯存貸款利率已經放開，為加強商業銀行貸款風險管理，商業銀行應有確定利率的自主權，並逐步擴大其貸款利率的浮動范圍，使市場利率能夠靈敏地反映資金的供求狀況，發揮利率優化配置資源的作用，以支持經濟發展。
2.適度調整利率結構
建立合理的利率結構是利率市場化的基礎。合理的利率結構應包括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間的資金利率結構；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間的利率結構；利率與其他資產負債業務間的利率結構。只有建立合理的利率結構，才能發揮利率市場化的積極作用。
3.加強對利率渠道運行的監管
在推進利率市場化進程中，應加強對利率市場化帶來的貨幣政策運行狀況的監管，以便於採取積極應對措施。同時，應建立有效的風險監測體系，增強金融政策的透明度，來減少利率形成機制的偏差，提高利率市場化的有效性。
4.加快國有企業改革，提高其利率敏感性
進一步推進國有企業改革，促使其作為真正的市場主體通過競爭獲得資金，使利率發揮對投資的調節和導向作用。目前，我國必須按照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實行國有企業投資主體多元化改革，促使國有企業出資人到位，避免「出資人缺位」現象的出現，使國有企業真正成為理性的市場競爭主體，增強成本約束，增強企業對投資成本和風險變化的敏感度和應對能力，提高對貨幣政策變動作出反應的敏感性。
5.完善非國有企業治理結構，提高個體、私營企業的素質
非國有企業特別是私營企業要加快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推行股份制改造，改變家族式管理模式，提高經營管理水平。同時要加強和改進對非國有企業的金融服務，引導金融機構加強對有市場、有效益、有信用的民營企業的信貸支持，從而擴大貨幣政策傳導的覆蓋面。
6.改善居民資產負債結構
拓寬居民投資渠道，大力發展貨幣市場基金、個人委託貸款、集合信託、集合理財、保險等投資工具，促進居民金融資產多元化。進一步發展個人消費信貸，規范發展個人經營性貸款，增加個人信用消費和投資對貨幣政策的敏感度。
（二）改革商業銀行內部機制、完善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渠道
1.繼續推進國有商業銀行的綜合改革，充分發揮其在國民經濟中資金融通中介的主導作用
積極推進國有商業銀行實施股份制改造，優化產權結構、明晰產權關系。進一步明晰和改善產權關系，優化產權結構。另一方面通過引進戰略投資者先進的管理方式和金融產品，樹立盈利目標和所有者權益最大化的經營理念，增強國有銀行的國際競爭能力，保持銀行體系的穩定，為貨幣政策的傳導創造良好的金融環境。
2.加強國有商業銀行內部控制和風險管理
按照《巴塞爾新協議》的要求，該協議將於今年在全球銀行業全面實施。為此，我國國有商業銀行應加強《巴塞爾新協議》的研究，完善國有商業銀行內部評級體系和內部控制強化銀行內部權力的約束與監管，以提高銀行資本充足率，防範金融風險。建立銀行的信息披露制度，尤其是加強銀行衍生交易工具的信息披露，增強銀行信息的透明度，以保證銀行穩健，安全運營。建立有效的內部風險控制機制，實現內部稽核管理體制的獨立性。
3.大力發展中小金融機構，增強貨幣政策的覆蓋面
加快現有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增資擴股、上市和兼並重組，吸收民間資金建立規范的地方中小金融組織，為當地中小企業融資服務，將貨幣政策的效力帶到地方，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這些分散在地方的金融組織對當地的中小企業情況比較熟悉，取得信息的成本比較低，運作比較靈活。中小銀行的發展壯大，為中小企業開辟了新的融資渠道。通過非國有銀行與非國有經濟的相匹配發展，使貨幣政策的效力傳導到國民經濟的各個組成部分，從而使貨幣政策的影響更加全面有效。
（三）建立健全金融市場體系，提高資產價格渠道的有效性
1.疏通股票市場渠道
第一，提高上市公司質量，健全股票發行手續，嚴格實行退市制度以抑制投機性泡沫。眾多績優公司是增強投資者長期投資信心和股票市場健康發展的基礎。我國一部分上市公司經營效益低下甚至虧損，失去了投資的價值，往往就成為投機炒作的對象。
第二，建立規范的信息披露制度，切實提高市場透明度。莊家操縱市場、噪音交易者非理性行為等的發生，主要源於市場信息的不對稱。規范的信息披露制度要求信息披露要體現有效性、及時性和充分性的原則；信息披露的內容、格式和標准要統一化和規范化，以便投資者進行比較和分析。
第三，構建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的聯系機制。我國要在加強金融中介風險管理、提高金融監管水平的基礎上，「開明流，堵暗流」，進一步溝通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的聯系。要建立規范的證券融資渠道，有條件地使銀行與證券業、資本市場與信貸市場資金互相融通，提高資金使用效率，有效控制資金供求量；進一步擴大券商進入同業拆借市場的數量，完善股票質押貸款管理辦法，對質押率、平倉線等予以彈性控制；允許券商進入銀行間的國債回購市場；更進一步放寬商業銀行的經營范圍，將傳統的存貸款業務擴展到投資銀行業務，在參與企業的兼並重組和銀行不良資產的剝離重組方面發揮自己的優勢。
2.疏通房產市場渠道
第一，加強政府的宏觀調控，平抑房地產的周期波動，防止供求關系過大波動。供給方面，應盡力改善住房供應結構。當前，宏觀調控的重點應放在調節商品住房的供求關系，改善住房供應結構，擴大普通商品住房和經濟適用住房比重上。要嚴格土地轉讓管理，對不符合法律規定條件的房地產開發項目用地，要嚴格禁止轉讓，依法制止「炒買炒賣」土地行為。需求方面，以引導需求來調控房地產市場。一是要運用稅收政策，對短期投機行為進行打擊；二是金融政策不能「一刀切」，應區分投機需求與正常需求，同時要考慮地區差異；三是控制土地的重點應是控制土地炒作，而不是控制土地供應，可以通過對閑置的土地進行征稅，增加土地的持有成本；四是對商品房預售進行嚴格監管，加強網上備案和銷售合同管理，防止虛擬交易、炒賣樓花、加價出售、拒售房屋等炒作行為；五是完善信息公開披露制度，培育正確的住房消費觀念，引導人們理性購房，避免百姓盲目跟風搭車，成為最後的買單者，引起房市和社會動盪；六是對投機需求宜「疏」，不宜「堵」。
第二，拓寬融資渠道，實現房地產融資渠道多元化。一是要加大房地產企業上市的規模，同時鼓勵一些實力強的房地產開發企業發行房地產建設債券。二是大力發展以具體項目融資為主要特徵的私募型房地產信託產品，積極鼓勵一些具備良好資質的房地產企業與證券公司合作成立產業投資基金，逐步推動以購買和長期持有成熟物業為目的的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的發展。三是盡快在中國建設銀行等商業銀行試點的基礎上擴大住房抵押貸款資產證券化的實施范圍，改善房地產貸款結構，增加房地產貸款的流動性，同時緩解資本充足性指標對銀行資產擴張的壓力。四是吸引外資投入房地產市場，鼓勵境外投資銀行來華建立以房地產業為投資方向的合作項目和項目投資。五是建立房地產金融資產的流通市場體系，藉助資產證券化、指數化、基金化等金融手段，實現房地產金融資產的流通和交易。
（四）改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保證匯率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
隨著我國經濟對外開放度的提高，人民幣「自由兌換」進程也在加快，匯率渠道在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的作用和地位將逐步提高。從實踐來看，這項制度基本符合我國國情。但是必須看到，目前我國的匯率形成機制是在強制結售匯及外匯周轉限額的約束下形成的。這種匯率形成機制一定程度上會使央行在綜合運用匯率政策、貨幣政策干預外匯市場時處於被動地位。因此，為疏通匯率傳導渠道，配合貨幣政策的實施，要對外匯制度進一步深化改革，具體來說有以下幾點：
第一，逐步推行企業意願結售匯和外匯周轉限額彈性制度，改變外匯市場供過於求的局面，以減輕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充分發揮銀行「蓄水池」的功能，擴大企業在經常項目下保留現匯的比例，降低企業的匯率風險和經營成本，增強在國際市場在的競爭能力。
第二，為保證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上公開業務的順利開展，應在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的前提下，根據國際市場情況調整匯率，放寬匯率波動幅度，增強名義匯率的靈活性，使由於外資流入形成的外匯供過於求的局面，由本幣匯率的適度上浮而得以緩解，從而減少央行被動投放基礎貨幣的壓力。
第三，要加快外匯市場的發展，適當增加其他類型的外匯市場交易主體，擴大交易主體的數量，逐漸弱化中央銀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刺激市場交易的活躍程度，增大市場交易的規模，為浮動匯率制的真正實施准備一個良好的外匯市場。
第四，建立合理的外匯儲備管理制度，逐步將國家外匯儲備與其他外匯分開。我國凈外匯資產與中央銀行基礎貨幣的管理有很大關系，近年來，人民銀行一直難以擺脫隨外匯占款增減而被動投放或收縮基礎貨幣的局面，主要是沒有把國家外匯儲備與其他外匯分開。實際上，中央銀行應只對保持合理的外匯儲備負責。逐步實現中央銀行外匯資產的證券化，按照安全、流動、微利的原則將外匯儲備用好。
第五，實現中央銀行調控手段的多樣化，應創造條件改變目前調控手段單一的狀況，採用多種手段調控匯市，包括銀行間市場公開業務、遠期外匯市場干預、利率調整以及財政和貨幣政策的調整等。
希望採納
⑷ 幫忙做做這些關於新保險法的填空題吧！！！！
內容提要：現代保險具有保障、資金融通、社會治理三大功能。保障功能主要體現在分散風險、經濟補償或給付、促進社會安定等方面；資金融內容提要：現代保險具有保障、資金融通、社會治理三大功能。保障功能主要體現在分散風險、經濟補償或給付、促進社會安定等方面；資金融通功能主要體現在資金積聚和資金運用方面；社會治理功能主要體現在社會穩定器作用、參與社會風險治理、保障交易啟動消費、優化金融配置、減少社會成員之間的經濟糾紛、補充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等方面。保障功能是與保險相伴而生的，它是保險的本質和核心，也是區別於銀行、證券的顯著特徵；資金融通和社會治理功能則是保險隨著經濟發展，在其保障功能基礎上產生的衍生功能。現階段，我國保險業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發揮了重要功能。當前國際國內形勢對我國保險業的發展十分有利，保險功能的發揮有較大的機遇和潛力。
隨著社會經濟發展、科技進步和人們風險意識的提高，保險，作為一種經濟保障制度，在保障經濟、促進改革、穩定社會、造福人民方面發揮了重要功能，被譽為社會的「安全網」和「精巧的穩定器」。隨著現代保險在社會經濟生活領域中發揮功能的不斷延伸，客觀上要求對其功能的熟悉有一個逐步提高的過程。這對於正確把握我國保險業的發展方向，將保險業的可持續發展融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現代保險的三大功能及其之間的關系
現代保險的三大功能
隨著保險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日益凸顯，保險已逐漸滲透到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領域，保險的功能也得到了空前的發揮。現代保險至少具有保障、資金融通、社會治理等三大功能。
1.保障功能。這是保險的基本功能，是由保險的本質特徵所決定的，該功能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分散風險。現實生活中，人們不可避免地面臨著種種風險，而風險的發生是不確定的，保險是一種有效的風險轉移機制。人們之所以購買保險，並不是因為保險本身具有消除各種風險的特質，而是通過保險這一制度能將人們面臨的各種風險轉嫁出去，交由專門經營風險的保險組織承擔，並且在既定的風險事件發生後，人們能夠從保險組織那裡獲得一定的經濟補償，從而擺脫因風險事件造成的困境，解除人們在生產生活等活動中的後顧之憂。經濟補償或給付。即在風險發生時，保險人在約定的責任范圍內，按照保險財產實際損失數額或者約定金額給予賠付，從而保障社會再生產過程得以連續進行，或者避免被保險人及其家屬在生活上陷於困境。促進社會安定。美國聞名心理學家馬斯洛提出了人類需要五個層次理論，即生理、安全、愛與歸屬、尊重和自我實現的需要。其中，安全的需要包括物質上的勞動安全和職業安全、經濟上的生活安定和未來保障、心理上的免於災難威脅和安全感。保險作為一種經濟保障制度，通過分散人們面臨的各種風險，並對因風險事故造成的意外損失給予經濟上的補償，能夠彌補人們所遭受的不幸損失，消除人們對未來生活的憂慮和懼怕心理，從而達到安定社會的目的。
無數事實證實，每次災難與風險的爆發尤其是重大災難與風險的爆發，往往是保險的保障功能發揮最充分的重要契機，因為災難能夠喚醒人們的風險意識，而這正是保險業賴以發展的客觀基礎。我國自恢復國內保險業務以來，經歷過無數次大的自然災難，每次大災的爆發均帶來過一個保險業發展的高峰。2003年「非典」疫情肆虐，推動了保險業的迅速發展，因為「非典」疫情的蔓延，大大激發了人們的健康意識和風險保障需求，人們對保險保障功能的熟悉也就更為深刻。如2003年1-4月份，各壽險公司健康險保費收入就達55.3億元，占人身險總保費的4.78％，較去年同期增長69.67％，增速遠遠超過養老金保險和人壽保險業務。可見，保險作為一種經濟保障制度已逐漸為人們所接受。
2.資金融通功能。這是保險的衍生功能，是在保險基本功能的基礎上衍生出來的，該功能隨著現代保險業、尤其是壽險業的迅速發展和金融環境的不斷完善而越來越突出。所謂資金融通，是指資金的積聚、流通和分配過程，保險的資金融通功能主要指保險資金的積聚和運用功能。具體來說：資金的積聚。保險公司主要通過銷售保險產品等渠道，吸引、積聚社會閑散資金，促使社會資金從各個行業流向保險公司。保險資金的積聚功能，對社會儲蓄具有一定的分流作用，有利於實現儲蓄向投資的轉化。資金的運用。保險經營的長期性，使得保險公司進行資金運用成為可能。為了確保未來償付能力的充足性和保證經營的穩定性，保險公司必須進行資金運用以提高保險資金的收益率，這主要通過保險資金從保險公司流向資本市場而實現，保險公司則成為資本市場的重要機構投資者。
資金融通功能與金融市場的發達程度密切相關。在「銀行主導型」的傳統金融市場中，金融資源配置方式主要是通過銀行的間接融資來完成的，保險對金融資源配置的功能受到極大的抑制。隨著經濟的發展，非凡是金融創新的日新月異，保險資金融通功能發揮的空間非常廣闊，保險業已在金融市場中占據非常重要的地位，是資產治理和股市的重要參與者，持有很大比例的上市公司股票，市值很高。如1998年全球40％的投資資產由保險公司治理，保險公司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市值占整個股票市值的比重，美國為25％，歐洲為40％，日本為50％。
由於保險資金具有規模大、期限長的特點，充分發揮保險資金融通功能，一方面可以積聚大量社會資金，增加居民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渠道，分散居民儲蓄過於集中銀行所形成的金融風險，有利於優化金融資源配置、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可以為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提供長期的、穩定的資金支持，改善資本市場結構；同時，也能夠為保險資金提供有效的風險分擔機制，滿足保險資金對安全性、流動性和收益性的要求，從而實現保險市場與資本市場的有機結合和協調發展。正是由於保險具有資金融通功能，進而具備了金融屬性，因此保險業便與銀行業、證券業一起成為金融業的三大支柱。
3.社會治理功能。現代保險對於社會的治理，不同於以國家為主體的「他我治理」，也不同於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部門治理，而在於通過其各項功能的發揮，能夠促進、協調社會各領域的正常運轉和有序發展，即起到「社會潤滑劑」的作用。社會治理功能是保險的又一衍生功能，隨著保險業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不斷鞏固和增強，該功能日益突現。主要表現在：保險通過發揮經濟補償或給付功能，一方面使得保險基金在廣大被保險人之間實現了社會再分配，另一方面為社會經濟發展和人們生活提供強有力的經濟保障，熨平社會發展中的不安定因素，客觀上起到社會穩定器的作用。參與社會風險治理。保險的經營對象是風險，保險進行風險治理，主要體現在防災防損工作上，其最大特點就在於積極主動地參與、配合社會防災防損部門開展防災防損工作。一方面能夠有效承擔風險治理的社會責任，有利於增強償付能力，降低投保人支付成本，提高自身經濟效益，另一方面通過積累大量的損失統計資料，可以為社會防災防損部門進行風險治理提供可靠的依據，同時能夠培養投保人的風險防範意識，盡可能地減少社會財富的滅失。保障交易，啟動消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交易雙方往往會面臨各種風險，尤其是信用風險，而風險的存在會阻礙商貿交易活動的／頃利進行。由於保險的介入，可以將交易過程中的風險轉嫁給保險公司承擔，不但能夠提高交易雙方的信用度，減少交易雙方的糾紛或分歧，促成交易的成功，而且還能夠啟動社會潛在消費，擴大內需，如出口信用保險、住房按揭保險、汽車消費貸款保證保險等等。優化金融資源配置。例如，保險資金融通功能的發揮，一方面通過積聚大量的社會閑散資金，化零為整，起到分流社會儲蓄、實現儲蓄向投資的轉化以及分散金融風險的作用，一方面又通過資金運用，參與資本市場運作，對於推動資本流動、實現金融資源在全社會中的合理配置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減少社會成員之間的經濟糾紛。隨著人們法律意識的增強，責任保險得到了迅速發展，如機動車輛第三者責任保險能使受害人得到及時救治和經濟補償，減少致害人與受害人之間的經濟糾紛，從而起到安定社會的作用。補充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社會保障制度被譽為「社會的減震器」，它為社會提供諸如養老、醫療、失業、救助等方面的基本的經濟保障。而商業保險則為社會提供較高水平、多層次的保障服務，能夠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多樣化的保障需求，是對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補充和完善。
正確熟悉三大功能之間的關系
在現代保險的三大功能中，保障功能是與保險相伴而生的，它是保險的本質和核心內容，也是保險區別於銀行、證券的顯著特徵；資金融通和社會治理功能則是保險隨著經濟發展，在其保障功能基礎上產生的衍生功能。三者之間是一種本質與衍生的關系。簡言之，前者是基礎和前提，處於主導地位，後兩者產生於前者並服務於前者，處於從屬地位，並以不斷完善前者的作用內容和擴大其影響范圍為主要職責。隨著保險衍生功能的逐漸發達，如投資型保險產品的推陳出新，在實踐中有人不斷將保險的最本質功能——保障功能加以弱化甚至忽略，過分強調保險的投資功能、誇大保險產品的投資回率，恰恰漠視了廣大剛剛擺脫溫飽的消費者對於保障型險種的巨大需求，輕易誘使保險消費者形成「輕保障、重收益」的非理性消費理念，表現在：消費者在購買保險產品時，不是根據自身風險狀況和經濟承受能力，而是熱衷於與投資型險種進行片面的比較。這對我國壽險業長遠發展的負面影響不可小視。
二、現階段我國保險業在社會發展中發揮的功能及其影響因素
我國保險業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發揮了重要功能
自1980年恢復國內保險業務以來，我國保險業在黨中心、國務院的正確領導下得到了迅速恢復和發展。非凡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國民經濟和社會事業都得到了長足發展，給保險業帶來了極為難得的發展機遇，保險業的整體實力和綜合競爭力不斷增強，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不斷提高，在促進經濟發展、擴大就業、穩定社會等方面發揮了重要功能。主要表現在：保障功能得到有效發揮。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中資保險業得到了長足發展，其保障功能日益突出。2002年，國內保險深度3％，保險密度237.6元，承保風險總金額533406億元，保險業共支付保險金700多億元。非凡是在特大自然災難和突發社會事件中，如1998年特大洪水、2002年兩次空難事件以及2003年抗擊「非典」斗爭中，保險公司及時組織賠付或者適時推出滿足人們需要的保險產品、服務項目，切實發揮了保險的經濟補償職能。資金融通功能進一步加強。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保險是金融的重要組成部分。2002年，國內保費收入為3053.1億元，占居民儲蓄余額的3.5％，保險業可運用資金余額達5799億元，保險已對社會儲蓄形成一定的分流作用，且在國債、證券投資基金等資本市場上逐漸佔有一席之地。社會治理功能日益突出。隨著國內經濟持續發展，社會保障體制改革不斷深入，人們對於養老、醫療、健康、失業等方面的保障需求日益迫切，現代保險在穩定社會方面的作用將會越來越重要。
現階段促進保險業功能充分發揮的有利因素
1.黨的十六大提出：「必須把發展作為我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這是鄧小平「發展是硬道理」思想的深化和拓展，對於加快我國保險業發展具有重要指導意義。而且，十六大確立了我國要在本世紀頭二十年全面實現小康社會，到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奮斗目標。新目標包含著經濟總量的增長、經濟體制的完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的全面發展等多項綜合指標，蘊含著全民共享、全面進步的深刻內涵，需要各行各業共同奮斗，加快發展，作為充當社會穩定器的保險業也概莫能外。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社會的全面進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需要保險業提供全方位、多層次的保障服務，對保險業提出了新的歷史要求，同時也為保險業提供了難得的發展空間。
2.目前我國正處於經濟體制轉型時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和各項改革的不斷深化，為保險業功能的有效發揮提供了巨大的空間。在我國，隨著人口老齡化和家庭結構小型化，人們養兒防老的觀念發生了變化，目前社會保障體制正在進行深刻變革，原來依靠國家和單位養老、醫療保健的想法也得加以轉變，因而商業保險的發展潛力非常大，需要商業性養老、醫療保險等作為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補充和完善；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治理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企業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主體，將會把保險作為防範風險、保障經營的重要手段，對保險的需求會越來越大。
3.我國正在進行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擴大內需、擴大出口和西部大開發等戰略措施的實施，帶動了基礎設施建設和進出口貿易等各項事業的蓬勃發展，這些都要求保險業提供相應的風險保障。
4.隨著國民收入提高和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風險因素明顯增加，居民的風險意識逐漸增強，保險需求也會隨之增加。同時，由於法制建設的不斷健全，各項責任保險也將成為企業和個人轉嫁責任風險的保障需求。
5.黨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關鍵在於加快經濟發展。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業要更好地服務於國民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必須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優化金融資源配置，防範金融風險。保險是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金融體制改革的推進，保險業在金融業中的地位將不斷增強，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發揮作用的空間會很大。據中國人民銀行統計，2002年國內居民儲蓄存款余額達8.7萬億元，儲蓄率高達39％，而在保險業發達國家，居民儲蓄率普遍低於10％。根據央行所作的居民儲蓄存款動機問卷調查，在銀行儲蓄中，以養老、教育、防病、失業等為儲蓄動機的比例達44.5％，且這一比例有逐步上升趨勢。上述動機的儲蓄都是長期資金，在發達國家，通常用於購買保險而不是銀行存款。這說明，8.7萬億元居民儲蓄中約有4萬億元與保險業具有較大的相關性和可替代性，相當於我國保險業現有總資產的6.6倍。
6.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我國將在更大范圍、更廣領域和更深層次上參與國際競爭，保險作為支持國際競爭不可或缺的手段，將有更大的用武之地。與此同時，我國保險市場將全面對外開放，這不僅帶來了挑戰，也為我們帶來了難得的發展機遇。
7.由於受到國際經濟形勢和9.11恐怖事件的影響，全球保險業正面臨重大調整和變革，這是國內保險業加快自身發展、盡快做大做強、迅速提升國際競爭力的有利時機。
綜上所述，當前國內國際形勢對我國保險業的發展都十分有利，保險功能的充分發揮理應有較大的機遇和潛力，因此加快發展是必然趨勢。
制約保險業功能充分發揮的消極因素
1.發展不足是主要因素。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保險業快速發展，經營主體不斷增加，市場規模迅速擴大，對外開放步伐加快，保險監管體系初步形成，為國民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做出了應有的貢獻。但是，我國保險業仍處於發展的初級階段，總體發展水平仍然很低，無論在質的方面還是在量的方面都存在著很大差距。盡管保險業保持著年均30％以上的增速，但這是在較低水平上形成的高速度。當前，保險業整體規模小，體制創新、產品和服務創新能力不足，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低，遠遠落後於銀行業和證券業的發展，與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相適應，人們的風險意識和保險意識還有一個逐步提高的過程，保險還沒有滲透到經濟的各行各業、社會的各個領域、生活的各個方面，保險的各項功能還沒有得到充分發揮。可見，發展不足是當前制約我國保險業功能充分發揮的最大實際。
2.產品創新和服務創新不夠是直接因素。產品和服務是保險業發展的基本要素，保險業功能的發揮最終體現在產品和服務上。從表面看，制約我國保險業功能充分發揮的原因在於人們對保險的熟悉不夠，風險意識和保險意識薄弱，但其根本原因在於保險業自身。一是保險產品創新能力不足，產品結構比較單一，品種不夠豐富，與人民生活和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的一些產品發展緩慢，無法滿足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階層對保險產品的多樣化需求；二是服務創新力度不夠。由於保險產品是非凡的無形商品，專業性強，加之保險條款表述的非通俗性，使得許多人對保險不甚了解，因此保險產品不像實物商品那樣一看就知道該不該購買，而必須通過營銷和服務才能讓人們了解和熟悉，但是目前保險業的營銷和服務水平已遠遠不能滿足消費者的要求，保險服務意識不強、服務不到位的現象比較突出，人們普遍對保險業缺乏信任。
3.保險業的快速發展與保險資金運用渠道狹窄之間的矛盾，抑制了保險資金融通功能的有效發揮。承保和資金運用並稱為保險公司兩大業務支柱，其中資金運用業務已經取代承保業務而成為保險業的主要收益來源。大量的保險基金只有通過資金運用才能保值增值，才能確保未來的償付能力充足，這是由保險經營的非凡性決定的。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保費收入年均增長30％以上。截至2002年底，我國保費收入增速達44.7％，保險資金運用余額為5799億元，預計到「十五」期末，保險業可運用資金將超過1萬億元，不充分發揮這部分金融資源支持經濟發展將是巨大的浪費。由於種種原因，出於資金安全性的考慮，目前國家在保險資金運用渠道上採取了過多的限制性規定。但隨著保險業的快速發展，保費收入的高速增長與保險資金運用渠道狹窄之間的矛盾將會日益突出，直接影響到保險償付能力和經營的穩健性。據統計，在現有資金運用政策的作用下，我國保險業的資金運用組合中，銀行存款佔51％，國債及回購業務佔33％，公司債券佔7％，投資基金佔6％，其他佔3％；而在歐洲，現金和銀行存款僅佔1％，股票佔37.1％，債券佔35％，貸款佔12.1％，不動產佔5％，其他佔9.8％；在美國，現金和銀行存款佔3％，債券佔53％，股票佔30％，貸款佔9％，不動產佔1％，其他佔4％。由此可見，我國保險業可運用資金大量投向銀行存款，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保險資金融通功能的發揮：一是弱化了保險對儲蓄的分流作用，使得保險從居民儲蓄中分流出來的大部分資金又重新迴流到銀行，需要通過銀行進行「二次交易」後再融資出去，增加了交易成本，不利於引導儲蓄向投資的轉化，降低了保險業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的效率；二是增加了資金在銀行過於集中所形成的金融風險，降低了資金運用收益率；三是阻隔了保險資金與資本市場的有機聯系，保險資金不能有效利用資本市場進行投資，以滿足其對安全性、流動性和收益性的追求，同時資本市場也會因缺乏保險資金的強力支持而不利於資本結構的優化和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4.現階段保險業發展的外部環境不佳。一是事關保險業發展的相關法律法規不夠完善和健全，滯後於當前保險業快速發展的實際；二是現有的部分宏觀政策、稅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保險業的快速發展；三是部分地方政府沒有把保險業當作一個產業來對待，少數地區職能部門強制干預保險公司正常經營活動以及多頭執法、重復監管的問題比較突出；四是人們對保險的認可度不高，存在片面的熟悉，而保險誤導、欺詐宣傳又增加了人們對保險的不信任感。
以上這些不利因素說明，目前我國保險業的發展滿足不了國民經濟快速增長和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保險需求，與國民經濟發展的大局不相適應。假如不盡快扭轉這種局面，保險業就難以在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征程中擔負起應有的歷史責任。
三、充分發揮保險業務項功能的建議
加強保險宣傳力度。隨著保險業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影響越來越深入，廣大消費者的保險意識和對保險業的認知程度雖然在不斷提高，但熟悉有一個過程，因而需要在全社會范圍內大力宣傳保險的功能，持續提升保險業的社會影響力，讓人們逐步接受它，並且自願地為自己的未來買保險。
重塑保險業的社會信用。社會信用是保險業的生命線。發揮保險業的各項功能，必須保證保險業具有良好的社會信用。為此，要加強輿論宣傳，積極倡導誠信經營的理念，通過引導保險公司進行產品和服務創新以贏得良好的社會信譽；要加強保險監管，真正維護被保險人的合法權益和公平競爭的保險市場秩序，保證整個保險業的償付能力，與銀行業、證券業一起共同維護金融體系和金融市場的穩定。
保險業要樹立全新的發展觀。一是既要看到當前保險業發展的有利時機，提高對加快發展必然性的熟悉，又要看到我國保險業存在的巨大差距，增強對加快發展重要性和緊迫性的熟悉；二是當前我國保險業發展初級階段的問題，是前進中的問題，要樹立「發展是第一要務」的指導思想，堅持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一切問題都應圍繞發展主題來考慮和解決，一切束縛發展的做法和規定都應果斷改變；三是發展的概念不僅是指業務規模的擴大，更重要的是結構的優化、質量和效益的提高，只有結構優化了，質量和效益提高了，保險業才能形成良性循環，發展才有後勁，才是健康的發展；四是我國保險業尚處於初級發展階段，決定了發揮保險業的各項功能必須循序漸進，既要學習借鑒國外的先進經驗，又要緊密結合我國國情，不斷探索，穩步推進，正確處理好加快發展與防範化解金融風險的關系。
積極為加快保險業的發展創造寬松的環境。一是保險經營者要不斷優化產品結構，密切關注與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緊密相關的熱點問題，大力開發新產品，尤其注重開發養老、醫療、教育、住房等具有廣泛社會需求的保險產品，同時努力創新服務方式，豐富保險服務的內涵，將服務滲透到保險消費的各個環節。二是保險消費者要不斷增強保險意識和維權意識，善於利用保險作為轉移自身風險的一種有效手段。三是保險監管者要不斷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努力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大力轉變監管方式，提高監管透明度，積極推進各項市場取向改革，減少對保險經營的不必要干預，同時加大對市場違法違規行為的懲戒力度；積極探索保險資金運作機制和治理體制的改革，不斷拓寬保險資金運用渠道，並支持有條件的保險公司設立保險資產治理公司，不斷提高保險資金運用的安全性和收益率；加快對外開放步伐，完善保險市場供給主體；逐漸轉變監管的重點，實行以償付能力監管為核心，切實防範和化解保險經營風險；金融業內部要加強協調和溝通，做到三者之間既合理分工、又密切合作，實現金融資源的合理配置，共同防範金融風險。四是政府部門要高度重視保險業在經濟發展和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中的重要地位，認真研究制定保險業發展規劃，賦予稅收優惠政策，以支持保險業的長遠發展，如個人購買長期商業養老保險的所得稅優惠政策、對商業補充醫療保險免徵營業稅政策、對強制性和政策性保險的減免稅收政策，等等。
⑸ 分別結合資產結構調整效應和財富效應說明我國貨幣政策傳導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貨幣政策是政府為實現既定的經濟目標，運用各種工具調節貨幣供應和利率進而影響宏觀經濟的運行狀態的各類方針和措施的總稱，在國家宏觀經濟調控中佔有重要地位，貨幣政策理論在宏觀經濟學中也處於核心地位。在貨幣政策的研究中涉及到一個相當重要的方面即貨幣政策的傳導渠道問題。自1984年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以後，我國現代意義上的貨幣政策開始正式形成。在這20多年裡，中國人民銀行由原來的「政府出納」角色逐漸演變成了國民經濟的重要宏觀調控部門，貨幣政策由原來基本被忽視逐漸被公認為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
自1984年我國建立中央銀行制度開始，中央銀行的調控手段也隨經濟體制的轉化而逐步由直接調控向間接調控過渡，使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在不同階段表現出不同特徵。從1984年至今，我國貨幣政策調控工具及傳導機制的變遷可以分為五個階段。
（一）直接調控的貨幣政策（1984～1993年）
這一時期，全國的貨幣調控主要以央行的直接調控為主，貨幣調控工具主要為利率、銀行存款准備金率，並不斷加強對信貸規模和再貸款額度的控制。這一時期貨幣政策傳導中，1984～1985年為抑制信用失控採取緊縮的貨幣政策，1986年緊縮貨幣政策起到效果，當年工業增長速度下降到0.9%。由於要求放鬆銀根的壓力存在，中央銀行同年取消了信貸指令性控製做法。1986年銀行貸款增加28.5%，農村信用社貸款增長42.1%，經濟再度升溫。1992年宏觀經濟政策再度寬松，新一輪經濟過熱開始。當年信貸規模增長如表1所示，金融秩序出現混亂現象，人民銀行開始實施嚴厲緊縮政策。結合表1的數據分析，從政策的實施結果來看，雖然直接調控缺乏必要的彈性，使我國的貨幣供應量和經濟增長大起大落，但就政策而言，無論擴張還是收縮行為，都能很快實現貨幣政策調控意圖。
（二）直接調控為主、間接調控為輔的貨幣政策（1994－1997年）
這一時期，中央銀行的貨幣調控手段主要為信貸計劃，其次為利率工具，存款准備金率這一常用的貨幣調控工具在這一時期較少採用。1994年為了克服總需求受到抑制，而通貨膨脹仍在繼續的局面，選擇了將治理通貨膨脹作為貨幣政策首要目標，從而開始了長達4年的從緊貨幣政策。1994－1997年我國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的最大特點是一再貸款和外匯市場的「對沖」操作來調控基礎貨幣供應量（見表2）。
表l：1984～1993年貨幣政策調控結果 年份 信貸計劃數(億元) 實際信貸額(億元) 增長率(%) 增長率(%) 增長率(%) GDP增長率(%) 通脹率(%)
1984 423 1176 49.5 34.3 34.8 16.9 2.8
1985 713 1140 24.4 14 25.4 13.5 8.8
1986 950 1685 23.3 29.4 20.6 8.8 6
1987 1225 1442 19.4 14.4 24 11.6 7.3
1988 1560 1519 46.7 21 21.2 11.3 18.5
1989 1600 1858 9.8 6.6 18.3 4.1 17.8
1990 1700 2757 12.8 19.2 28 3.8 2.1
1991 2100 2877 20.2 23 26.5 9.2 2.9
1992 2800 3526 36.5 25.2 31.2 14.2 5.4
1993 3800 4846 3513 38.3 37.3 13.5 13.2
資料來源：中國銀行監督委員會網站。
表2：中央銀行基礎貨幣結構變動 年份\增加額比例\基礎貨幣工業主要渠道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增加額 比重 增加額 比重 增加額 比重
外匯占款 2302 64 2765 45 3072 87
對國有銀行再貸款 2832 -79 1317 21 -2059 -54
資料來源：《中國人民銀行統計季報》（1996.01－1998.01）。
（三）間接調控為主的貨幣政策（1998－2003年）
這一時期，中央銀行的貨幣管理採用資產負債比例取代貸款規模限額，在調控工具上，注重利率、存款准備金率、公開市場業務、再貼現等，以強化對貨幣供應量的調節。1998－1999年為貨幣適度擴張時期。亞洲金融危機後，中央銀行為了克服商業銀行「借貸」行為，採取了有利措施放鬆銀根。2000－2002年8月貨幣政策為穩中偏松時期。此期間，消費物價指數為0.6%，通貨緊縮的現象並未完全消失。2002年9月～2003年末16個月間為通貨適度緊縮時期。
（四）間接調控政策的確立階段（2004～2007年）
2004年以來，中央銀行採取了一系列市場化措施，對信貸資金的過快增長進行了「微調」，當時我國的貨幣政策傳導主要以信貸傳導為主，匯率、利率等傳導途徑為輔的間接貨幣調控政策基本確立。
（五）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2008年至今）
2008年9月全球金融危機蔓延以後，受金融危機影響，國際經濟形勢急劇惡化，我國經濟受沖擊加大，人民銀行開始實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五次下調存貸款基準利率，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從4.14%下調至2.25%累計下調1.89個百分點，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從7.47%下調至5.31%累計下調2.16個百分點。四次下調存款准備金率（見表3），貨幣政策使用密度較為頻繁。到了2009年下半年，已實現經濟快速恢復增長，這時央行開始考慮寬松貨幣政策適時逐漸退出的問題。
表3：存款准備金率調整 時間 存款准備金調整
2008.9.16 17.5%調至16.5%
2008.10.9 16.5%調至16%
2008.12.5 16%調至15%
2008.12.23 15%調至14.5%
數據來源：中國人民銀行網站。
2010年，貨幣供給平穩回落，貨幣政策回歸常態。進入2010年，中國人民銀行分別於2010年1月18日、2月25日和5月10日，三次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法定存款准備金率0.5個百分點，農村信用社等小型金融機構暫不上調，以對沖銀行體系部分過剩流動性，控制貨幣信貸總量適度增長，同時又兼顧到支持中小企業融資和農村金融發展。
2010年上半年，我國繼續實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但寬松力度有所減弱。中國人民銀行三次上調了金融機構存款准備金率，貨幣供給逐漸平穩回落；引導銀行把握信貸總量、節奏和結構，加強金融風險防範；銀行體系流動性基本適度，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穩步推進，金融運行總體平穩。但也出現了資產價格劇烈波動、實際利率水平為負值、股票市場整體走弱和系統性金融風險集聚的情況。
2010年公開市場操作在流動性管理中發揮重要作用。中國人民銀行根據市場流動性變化，靈活、適時、適度地開展公開市場操作，保持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充裕。
2010年6月19日，中國人民銀行新聞發言人表示，根據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和我國國際收支狀況，中國人民銀行決定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中央銀行此次匯率改革的直接目標是緩解國際壓力。無論從5月外貿形勢、國際投機性短期資本流向和國內CPI超過3%等國內因素來看，還是從全球匯率結構性變動看，此時人民幣重啟匯率改革的成本都是比較低的。在一定意義上，這意味著我國將容許一定程度的人民幣緩慢升值，因此也意味著收緊國內總需求，減小了年內加息可能性。在2010年G20多倫多峰會召開前夕重啟匯率改革，較好地把握了時機。今後，將繼續按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原則，進一步完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發揮市場供求在人民幣匯率形成中的基礎性作用，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從上述各階段貨幣政策的實證分析不難看出，目前我國仍執行著信貸渠道為主的傳導機制，但是隨著經濟、金融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利率傳導渠道在貨幣政策傳導中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同時資產價格渠道在貨幣政策傳導中的作用也逐步凸顯出來。
三、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原因
通過對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渠道發展沿革以及各種渠道發揮作用的約束條件的分析，結合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存在的問題，分析其產生的原因。
（一）利率傳導渠道
在我國，由於利率市場化並未完成，利率形成機制不盡合理，使商業銀行的信貸供給和企業的投融資行為受到制約，削弱了貨幣政策的效果。具體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利率非完全市場化扭曲了利率的形成體系。在利率市場化國家，基準利率一般指央行再貼現率和再貸款利率，然後以此為基準通過貨幣市場利率中介等短期利率形成對應存貸款利率等長期利率的調節。由於我國存貸款等長期利率是受管制的，短期的貨幣市場利率難以通過市場化的利率期限結構來影響長期利率；存貸款利率作為一種政策利率反而會對貨幣市場短期利率產生不小影響。如此一來，雖然短期利率已市場化，而對實體經濟產生影響的長期利率並沒有完全市場化，最終導致一方面投資、消費等經濟變數對市場化短期利率的反應不靈敏，另一方面非市場化的長期利率失去了對經濟資源市場均衡優化配置的功能。
第二，利率非完全市場化制約了消費和投資對利率的彈性。市場化的利率體現了社會投資報酬和資金成本，對於企業，市場化利率是其投資決策與內涵報酬率相比較的基準，而官方公布的貸款利率非市場化利率，不能真實反應企業的資金成本，這就造成了投資對官方公布的貸款利率不敏感。而從居民層面看，利率管制使利率長期處於低水平、波動幅度小且頻率低，這使得財富收益的變化范圍較小，即使利率有些微調，人們也不會因此認為財富收益有大的改變；同時，利率非完全市場化限制了市場的流動性，並產生了對居民消費的抵減作用，從而進一步降低了利率變化對財富價值的影響程度，這從本質上制約了利率對消費和儲蓄的影響力度。
第三，利率非完全市場化制約了商業銀行的信貸供給。在利率市場化條件下，利率具有調節經濟的內在平衡機制，而利率非完全市場化破壞了這種平衡機制，對商業銀行信貸供給形成制約。
第四，利率非完全市場化制約了儲蓄向投資轉化的效率。發展中國家的利率管制對經濟增長造成了較大損害，這些低的或負的實際利率造成了金融的非中介化，利率不能有效發揮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杠桿作用。就我國現實而言，以金融機構存貸差作為儲蓄投資轉化效率的考查指標，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存貸差一直在增加，長期沉澱在金融機構的資金，最終一部分會成為金融機構彌補不良貸款和虧損的資金，對貨幣政策形成傳導障礙。
第五，利率非完全市場化扭曲了股市價格。利率作為股票市場的一個敏感指標，中央銀行的每一次利率調整，甚至投資者對利率走勢的預測或市場對利率變動的謠言都極易造成股價的波動，可以說，利率在某種程度上是股價變動的參照基準。在利率非完全市場化背景下，由於利率實質上充當了再分配的一種手段，而無法反映真實的資金供求關系，由此，實際利率的變動必然導致股票價格的非正常反應，這也是造成我國近年來股市泡沫、風險累積，最終導致股市傳導機制不暢的重要制約因素。
（二）信貸傳導渠道
第一，貨幣政策通過信貸渠道在中國人民銀行階段傳導不暢主要是由於利率彈性不足，利率的變化不能有效影響我國商業銀行的資金來源，進而影響其可貸資金規模。
第二，貨幣政策通過信貸渠道在商業銀行階段傳導不暢主要是由於商業銀行存在多重經營目標，銀行信貸供給不完全受可貸資金規模的影響。通過對銀行信貸渠道各時期有效性的實證分析可以看出：「企業主導時期」的傳導非常有效；「中央銀行主導時期」和「商業銀行主導時期」的傳導是弱有效的。
第三，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渠道在「企業主導時期」傳導有效是由於企業所獲得的貸款及時用於了生產性投資。正因為如此，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渠道在「企業主導時期」這一傳導過程中，實證分析結果顯示銀行貸款能影響國內生產總值。
（三）金融資產價格傳導渠道
第一，股票資產在居民個人資產中的比重不高，財富效應不明顯。從我國的情況來看，目前我國股民只佔總人口不到5%，而美國的這一比例已達40%。而且，在我國居民的金融資產結構中，各類有價證券（債券、股票、保單）佔全部金融資產的比例不足30%，主要還是現金和銀行存款。此外，我國股票市場上的投機氛圍較濃，股市波動較大，居民對股票收益和風險的認識較為謹慎，整個社會的股票持有率較低。這樣，股價的變動對居民的實際資產額影響較小，因此股票價格變動對整個居民消費的影響有限。
第二，股票市場不完善，使「托賓Q效應」難以發揮。由於我國股票市場發展還處於初始階段，股票市場中還存在一些制度性和體制性方面的問題，這些問題也阻礙了股票市場對國民經濟的傳導作用。
（四）匯率傳導渠道
根據國際金融學的相關理論，在存在資本流動的條件下，貨幣政策在固定匯率制下是無效的，即匯率傳導渠道的影響與貨幣政策的目標完全相反。因而，面對當前國際金融環境與加入WTO後的新形勢，為增強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和有效性，對匯率制度進行改革或重新選擇是必要的，擴大匯率制度的靈活性應是我國匯率制度改革的正確方向。同時應該看到在我國還存在一些實施靈活性匯率制度的不利因素：
第一，我國外匯市場的深度和廣度還不夠，還是一個比較「薄」的市場，每日外匯交易量十分有限，外匯市場的規模不僅遠低於發達國家，也低於東亞新興市場國家。這樣一個薄的市場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如果擴大匯率變化的靈活性，就可能引起匯率的大幅波動，不僅起不到穩定經濟的作用，反而會成為新的沖擊源，對貿易和投資行為產生不利影響。
第二，我國的外匯市場如同其他各類金融市場一樣，在發展早期存在市場規則不健全、監管不力、投資者行為不規范不理性等問題，而外匯市場本來就是存在著多重均衡的較為不穩定的市場，這些現象的存在可能進一步加劇匯率的波動性。
第三，我國的外匯市場還缺乏規避風險的交易工具，如果匯率的靈活性擴大，將加大企業和金融機構面臨的匯率風險。
第四，我國的匯率制度安排還不能完全從短期宏觀經濟穩定的角度來考慮，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為實現一些中長期的發展目標可能會在短期內扭曲市場，降低市場效率，但這種代價從長期看是值得的。
第五，東歐轉型國家的實踐表明，從固定匯率制向浮動匯率制的轉變，採取逐步加大匯率制度靈活性的漸進方式，實效要優於「休克療法」的轉變方式。
四、對策建議
面對當前這種多種貨幣政策傳導渠道並存的局面，我國應在進一步完善信貸渠道和利率渠道作用的同時，兼顧資產價格渠道和匯率渠道的發展。
（一）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提高利率彈性
1.逐步擴大商業銀行貸款利率浮動范圍
目前我國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利率和銀行間債券市場利率以及外匯存貸款利率已經放開，為加強商業銀行貸款風險管理，商業銀行應有確定利率的自主權，並逐步擴大其貸款利率的浮動范圍，使市場利率能夠靈敏地反映資金的供求狀況，發揮利率優化配置資源的作用，以支持經濟發展。
2.適度調整利率結構
建立合理的利率結構是利率市場化的基礎。合理的利率結構應包括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間的資金利率結構；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間的利率結構；利率與其他資產負債業務間的利率結構。只有建立合理的利率結構，才能發揮利率市場化的積極作用。
3.加強對利率渠道運行的監管
在推進利率市場化進程中，應加強對利率市場化帶來的貨幣政策運行狀況的監管，以便於採取積極應對措施。同時，應建立有效的風險監測體系，增強金融政策的透明度，來減少利率形成機制的偏差，提高利率市場化的有效性。
4.加快國有企業改革，提高其利率敏感性
進一步推進國有企業改革，促使其作為真正的市場主體通過競爭獲得資金，使利率發揮對投資的調節和導向作用。目前，我國必須按照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實行國有企業投資主體多元化改革，促使國有企業出資人到位，避免「出資人缺位」現象的出現，使國有企業真正成為理性的市場競爭主體，增強成本約束，增強企業對投資成本和風險變化的敏感度和應對能力，提高對貨幣政策變動作出反應的敏感性。
5.完善非國有企業治理結構，提高個體、私營企業的素質
非國有企業特別是私營企業要加快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推行股份制改造，改變家族式管理模式，提高經營管理水平。同時要加強和改進對非國有企業的金融服務，引導金融機構加強對有市場、有效益、有信用的民營企業的信貸支持，從而擴大貨幣政策傳導的覆蓋面。
6.改善居民資產負債結構
拓寬居民投資渠道，大力發展貨幣市場基金、個人委託貸款、集合信託、集合理財、保險等投資工具，促進居民金融資產多元化。進一步發展個人消費信貸，規范發展個人經營性貸款，增加個人信用消費和投資對貨幣政策的敏感度。
（二）改革商業銀行內部機制、完善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渠道
1.繼續推進國有商業銀行的綜合改革，充分發揮其在國民經濟中資金融通中介的主導作用
積極推進國有商業銀行實施股份制改造，優化產權結構、明晰產權關系。進一步明晰和改善產權關系，優化產權結構。另一方面通過引進戰略投資者先進的管理方式和金融產品，樹立盈利目標和所有者權益最大化的經營理念，增強國有銀行的國際競爭能力，保持銀行體系的穩定，為貨幣政策的傳導創造良好的金融環境。
2.加強國有商業銀行內部控制和風險管理
按照《巴塞爾新協議》的要求，該協議將於今年在全球銀行業全面實施。為此，我國國有商業銀行應加強《巴塞爾新協議》的研究，完善國有商業銀行內部評級體系和內部控制強化銀行內部權力的約束與監管，以提高銀行資本充足率，防範金融風險。建立銀行的信息披露制度，尤其是加強銀行衍生交易工具的信息披露，增強銀行信息的透明度，以保證銀行穩健，安全運營。建立有效的內部風險控制機制，實現內部稽核管理體制的獨立性。
3.大力發展中小金融機構，增強貨幣政策的覆蓋面
加快現有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增資擴股、上市和兼並重組，吸收民間資金建立規范的地方中小金融組織，為當地中小企業融資服務，將貨幣政策的效力帶到地方，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這些分散在地方的金融組織對當地的中小企業情況比較熟悉，取得信息的成本比較低，運作比較靈活。中小銀行的發展壯大，為中小企業開辟了新的融資渠道。通過非國有銀行與非國有經濟的相匹配發展，使貨幣政策的效力傳導到國民經濟的各個組成部分，從而使貨幣政策的影響更加全面有效。
（三）建立健全金融市場體系，提高資產價格渠道的有效性
1.疏通股票市場渠道
第一，提高上市公司質量，健全股票發行手續，嚴格實行退市制度以抑制投機性泡沫。眾多績優公司是增強投資者長期投資信心和股票市場健康發展的基礎。我國一部分上市公司經營效益低下甚至虧損，失去了投資的價值，往往就成為投機炒作的對象。
第二，建立規范的信息披露制度，切實提高市場透明度。莊家操縱市場、噪音交易者非理性行為等的發生，主要源於市場信息的不對稱。規范的信息披露制度要求信息披露要體現有效性、及時性和充分性的原則；信息披露的內容、格式和標准要統一化和規范化，以便投資者進行比較和分析。
第三，構建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的聯系機制。我國要在加強金融中介風險管理、提高金融監管水平的基礎上，「開明流，堵暗流」，進一步溝通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的聯系。要建立規范的證券融資渠道，有條件地使銀行與證券業、資本市場與信貸市場資金互相融通，提高資金使用效率，有效控制資金供求量；進一步擴大券商進入同業拆借市場的數量，完善股票質押貸款管理辦法，對質押率、平倉線等予以彈性控制；允許券商進入銀行間的國債回購市場；更進一步放寬商業銀行的經營范圍，將傳統的存貸款業務擴展到投資銀行業務，在參與企業的兼並重組和銀行不良資產的剝離重組方面發揮自己的優勢。
2.疏通房產市場渠道
第一，加強政府的宏觀調控，平抑房地產的周期波動，防止供求關系過大波動。供給方面，應盡力改善住房供應結構。當前，宏觀調控的重點應放在調節商品住房的供求關系，改善住房供應結構，擴大普通商品住房和經濟適用住房比重上。要嚴格土地轉讓管理，對不符合法律規定條件的房地產開發項目用地，要嚴格禁止轉讓，依法制止「炒買炒賣」土地行為。需求方面，以引導需求來調控房地產市場。一是要運用稅收政策，對短期投機行為進行打擊；二是金融政策不能「一刀切」，應區分投機需求與正常需求，同時要考慮地區差異；三是控制土地的重點應是控制土地炒作，而不是控制土地供應，可以通過對閑置的土地進行征稅，增加土地的持有成本；四是對商品房預售進行嚴格監管，加強網上備案和銷售合同管理，防止虛擬交易、炒賣樓花、加價出售、拒售房屋等炒作行為；五是完善信息公開披露制度，培育正確的住房消費觀念，引導人們理性購房，避免百姓盲目跟風搭車，成為最後的買單者，引起房市和社會動盪；六是對投機需求宜「疏」，不宜「堵」。
第二，拓寬融資渠道，實現房地產融資渠道多元化。一是要加大房地產企業上市的規模，同時鼓勵一些實力強的房地產開發企業發行房地產建設債券。二是大力發展以具體項目融資為主要特徵的私募型房地產信託產品，積極鼓勵一些具備良好資質的房地產企業與證券公司合作成立產業投資基金，逐步推動以購買和長期持有成熟物業為目的的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的發展。三是盡快在中國建設銀行等商業銀行試點的基礎上擴大住房抵押貸款資產證券化的實施范圍，改善房地產貸款結構，增加房地產貸款的流動性，同時緩解資本充足性指標對銀行資產擴張的壓力。四是吸引外資投入房地產市場，鼓勵境外投資銀行來華建立以房地產業為投資方向的合作項目和項目投資。五是建立房地產金融資產的流通市場體系，藉助資產證券化、指數化、基金化等金融手段，實現房地產金融資產的流通和交易。
（四）改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保證匯率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
隨著我國經濟對外開放度的提高，人民幣「自由兌換」進程也在加快，匯率渠道在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的作用和地位將逐步提高。從實踐來看，這項制度基本符合我國國情。但是必須看到，目前我國的匯率形成機制是在強制結售匯及外匯周轉限額的約束下形成的。這種匯率形成機制一定程度上會使央行在綜合運用匯率政策、貨幣政策干預外匯市場時處於被動地位。因此，為疏通匯率傳導渠道，配合貨幣政策的實施，要對外匯制度進一步深化改革，具體來說有以下幾點：
第一，逐步推行企業意願結售匯和外匯周轉限額彈性制度，改變外匯市場供過於求的局面，以減輕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充分發揮銀行「蓄水池」的功能，擴大企業在經常項目下保留現匯的比例，降低企業的匯率風險和經營成本，增強在國際市場在的競爭能力。
第二，為保證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上公開業務的順利開展，應在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的前提下，根據國際市場情況調整匯率，放寬匯率波動幅度，增強名義匯率的靈活性，使由於外資流入形成的外匯供過於求的局面，由本幣匯率的適度上浮而得以緩解，從而減少央行被動投放基礎貨幣的壓力。
第三，要加快外匯市場的發展，適當增加其他類型的外匯市場交易主體，擴大交易主體的數量，逐漸弱化中央銀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刺激市場交易的活躍程度，增大市場交易的規模，為浮動匯率制的真正實施准備一個良好的外匯市場。
第四，建立合理的外匯儲備管理制度，逐步將國家外匯儲備與其他外匯分開。我國凈外匯資產與中央銀行基礎貨幣的管理有很大關系，近年來，人民銀行一直難以擺脫隨外匯占款增減而被動投放或收縮基礎貨幣的局面，主要是沒有把國家外匯儲備與其他外匯分開。實際上，中央銀行應只對保持合理的外匯儲備負責。逐步實現中央銀行外匯資產的證券化，按照安全、流動、微利的原則將外匯儲備用好。
第五，實現中央銀行調控手段的多樣化，應創造條件改變目前調控手段單一的狀況，採用多種手段調控匯市，包括銀行間市場公開業務、遠期外匯市場干預、利率調整以及財政和貨幣政策的調整等。